四渡赤水优秀内容收集


1. 并非事先设计出来的四渡赤水

电子书:《善战者说》,作者:宫玉振
另一篇:四渡赤水:3 万人如何突破 40 万大军的围追堵截?

1.1 兵无常势,水无常形

上一讲讲的是主动权。主动权很重要,但主动权要靠什么呢?靠灵活。要想把主动权拿到手里,你在战略上就一定要灵活应变。
所谓的灵活,就是打的过程中,你的战略战术一定要根据形势的变化随时做出调整。
关于用兵,孙子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比喻,就是“兵形像水”。孙子很喜欢用比喻帮我们理解战争。在孙子所有的比喻之中,我最喜欢的就是“水”这个意象。
中国人特别喜欢用水来比喻智慧。老子说“上善若水”,孔子说“智者乐水”,孙子说“兵形像水”。
水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孙子说:“水无常形。”
水在杯子里面,就是杯子的形状;水在瓶子里面,就是瓶子的形状。水没有固定的形状。但是你再仔细想一想,水又永远是有形状的:水在杯子里,就是杯子的形状;水在瓶子里,就是瓶子的形状。
所以,水是一种可以跟周边的环境结合得最密切的物质。它可以随时适应环境的变化。水性的核心,就是柔性,就是弹性,就是强大的适应能力。
孙子从水的这个特性中悟出了一个道理:“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
“无常”,就是动态的,就是不确定的。这是战争环境最大的特点。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战略思维和组织形态,就必须是柔性的,就必须是敏捷的,就必须是灵动的,这样你才能适应环境的变化。

这是战略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原则——机变。它强调战略的灵动性,强调对环境的适应能力。
普鲁士的总参谋长老毛奇在谈到战争时曾经讲过一句非常经典的话:“在遭遇敌人的时候,没有任何计划能够保持一成不变。”双方的军队一旦发生接触,所有的计划都必须变化。战争中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变化的能力、适应环境的能力,是考验一个将军和一个组织的战略素质的关键要素之一。
环境是塑造战略的最大变量。环境是动态的、是不断变化的、是不确定的,你的计划、你的打法、你的行动就必须随机应变,不断做出调整。适应能力是你战略能力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所以孙子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势者,因利而制权也。”战场上所谓的态势,就是要随时捕捉战场中的有利机会,采取灵活机动的打法,从而掌握战争的主动权。

战争是活力的对抗,战机瞬息万变,有利的战机根本不可能提前预料和规划,只能靠将军随机应变,临机处置,靠将军在战场中识别机会、创造机会、把握机会和利用机会的能力。
用孙子的话说,就是“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到底怎么去打才能取胜,只能根据战场的态势随机应变,不可能事事都提前规定好。
有一次岳飞出征,老将宗泽按照惯例,将一套阵图交给他,让他依此列阵而战。岳飞说了一句千古名言:“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先列阵,再作战,当然是用兵的常态。但是如何列阵,如何作战,如何巧妙运用兵法的原则,那是要依据实际由将军做出临机判断、灵活处置的。
要因敌而变,因时而变,因地而变。如果按照预先准备好的阵图去

打仗,守一而不知变,没有不失败的。
孙子非常重视机变这条原则。《孙子兵法》中专门有一篇“九变”。“九”,就是多的意思。九变,就是多变,就是灵活应变。
孙子甚至说:“故将通于九变之利者,知用兵矣;将不通于九变之利者,虽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治兵不知九变之术,虽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
将军如果通晓了各种机变,就算懂得用兵了;将军如果不能通晓各种机变,就算对地形再熟悉,也不能充分发挥地形的作用。治兵也是这样,如果你不通晓各种随机应变的手段,你就是知道“五利”,也没有办法充分发挥你下属的战斗力。
自古以来,《孙子兵法》注家都非常看重孙子的这一理念,并对其内涵做了很多的发挥。
张预说:“变者,不拘常法。临事适变,从宜而行之之谓也。”机变,就是不要拘泥于常规的法则。要根据事态的发展,进行适当的变通,从而采取最佳的行动,讲的就是这个意思了。贾林说:“将贵适变也。”做将军的,最可贵的是随机应变的能力。张预说:“庸常之将,守一而不知变。”那些平庸的将军,只知固守教条,却不知变通之道。
好的将军,很重要的一个特质就是随机应变。像刘伯承被称为“论兵新孙吴”,他在作战指挥中的随机应变,有时候真的是出神入化,让人叹为观止。
抗日战争时期,刘伯承曾经指挥八路军在七亘村设伏,打掉了一支日军辎重部队。
《孙子兵法》有条原则,叫“战胜不复”。意思是打了胜仗之后,不能再重复使用同样的套路,也就是所谓的空城计不可二用。按照兵法的这条原则,刘伯承显然不应该在同一地点对同一敌人采取同一打法。
然而刘伯承却偏偏有意违背这一条原则用兵。他下令再次在七亘村

设伏。三天以后,果然又在同一地点歼灭日军100多人。
这叫“七亘村重复设伏”。
刘伯承为什么这样做?一个原因是,他判断日军往前线运送物资的任务没有完成,前线又急需补充,当地的交通情况不允许日军绕道他处。更主要的是,日军也懂《孙子兵法》的“战胜不复”的原则,认为根据一般的原则,我军伏击成功之后,必然转移他去,不敢再返原地设伏。刘伯承偏偏利用日军这种教条的心理,来了个重复设伏。

张预在注解《孙子兵法》时讲:“盖兵之常法,即可明言于人;兵之利势,需因敌而为。”你能提前告诉别人的,只能是用兵的一些基本的、不变的教条。但是用兵过程中战机的捕捉、态势的形成,却必须根据敌情来随机应变。

另一位注家杜牧也讲:“夫势者,不可先见,或因敌之害见我之利,或因敌之利见我之害,然后始可制机权而取胜也。”战争中有利的态势,从来是不可能提前预见和规定的。有时候是因为发现了对手的不利因素,从而使我找到了破敌的机会。有时候是因为对手的形势有利,而意识到我所面临的威胁。有了这些,你才可能临机处置,打败对手。

他还说:“兵之势,因敌乃见。势不在我,故无常势。如水之形,因地乃有,形不在水,故无常形。水因地之下,则可漂石;兵因敌之应,则可变化如神者也。”战争的态势,只有在同敌人接触之后才能显现出来。势不是我方单独决定的,所以没有固定的态势。就像流水的形状,是因为有了地形才能形成。水的形状不是水能单方面决定的,所以没有固定的形状。水顺着地势滔滔而下,就可以冲起巨大的石头。用兵顺着对手的行动顺势而为,就可以变化如神。
总之,用兵取胜的关键,就是根据环境的变化随机应变的智慧。所以曹操说:“兵无常势,盈缩随敌。”“临敌变化,不可先传也。”
用兵没有固定的态势,打还是不打,完全要根据对手的情况来随机

应变,不可能提前决定。
诸葛亮也曾经讲过一段非常精彩的话:“事机作而不能应,非智
也;势机动而不能制,非贤也;情机发而不能行,非勇也。善将者,必因机而立胜。”当事情已经发生,有利于自己而不利于对手的时候,你却不能立即反应,这不能算智慧;当形势发生变化,有利于自己而不利于对手的时候,你却不能克敌制胜,这不能算贤能;当整个态势已经很明显对自己有利,你却不能果断行动,这也不能算勇敢。真正的高手,一定要根据变化的情况,灵活地创造出决定性的取胜机会。
历代的兵家们之所以都如此强调机变,就是因为“兵形像水”,环境是动态变化的,你必须具有动态把握机会的能力。
一旦失去这种应变的能力,你就将无法有效地应对环境的变化。

1.2 并非事先设计出来的四渡赤水

毛泽东指挥的四渡赤水一战,淋漓尽致地体现了什么是孙子所说的“兵形像水”。
毛泽东曾经说,四渡赤水是他一生军事指挥生涯中的“得意之笔”。《长征组歌》中也有“毛主席用兵真如神”。我所在的商学院,有一门专门的课程,就是“四渡赤水”。我们的课程就是通过这个战例,来帮助EMBA学员理解究竟什么才是不确定环境下的战略与领导力。
四渡赤水,国民党40万大军围追堵截不到3万人的红军。
如果你到当年红军经过的赤水河那片地区,你会发现,那里高山峻岭,大江大川,渡口就那么几个。40万国民党大军在那里围追堵截,碰都能碰上,为什么红军能扬长而去?
一个关键的因素,就是毛泽东用兵灵活。

我们今天来还原这一战役的经过时就会发现,四渡赤水之战并不是事先设计出来的,而是根据形势和环境的演变,不断调整作战计划的结果。

1.2.1 土城战役

1935年1月19日,遵义会议之后,红一方面军从遵义出发,兵分三路,向土城、赤水一带地区进军,准备北上打下赤水县城,渡过赤水河,而后在泸州上游渡过长江,到四川会合张国焘的四方面军,在川西北建立新的根据地。
在红军最早的北上作战计划中,显然并没有四渡赤水。

红军要入川,给四川军阀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四川省主席刘湘决心以攻为守,把红军挡在四川之外。他任命潘文华为“长江南岸剿匪总指挥”,集结了12个旅、36个团的兵力,除4个旅分别防守泸州、宜宾之外,其余的8个旅,兵分三路南下,开始向赤水、土城一带分进合击。这就给北上的红军造成了很大的麻烦。

川军的速度非常快。正当红军北上的时候,中路川军两个旅率先进入赤水县城,并随即沿着两条路南下,正好与北上的林彪红一军团的两个师红一师和红二师分别在黄陂洞和复兴场遭遇。红一军团的这两个师先后作战失利,被迫退守葫市、丙安。
迅速打下赤水县城、打开北上通道的计划,就没有实现。
北上遇阻,东边的川军也尾随了过来。毛泽东与中央经过土城东北部的青杠坡时,发现这个地方是个峡谷地带,适合打伏击,于是决定,以一军团、九军团挡住北边的川军,集中手边的三、五军团,利用有利地形设伏,打掉尾随而来的川军。
然后全力以赴,北上配合一军团打开赤水县城,继续执行原定计划。
1月28号,土城之战打响。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川军越打越多,红军不但没有消灭尾随而来的川军,自己的阵地反而一度被川军突破。红军压上干部团,并紧急命令林彪的红二师跑了4个小时南下加入战斗,才暂时稳住了阵脚。
这个时候才发现,原来是情报失误:原以为川军是4个团,没有想到却是2个旅6个团,而且后面还有增援部队。

土城战败,红军前后受敌,且土城地势低洼,不宜久留。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决定往西渡过赤水河,进入川南,以避开川军的压力。
这就是一渡赤水。一渡赤水显然是被动的。
土城之战,红军损失3000多人。毛泽东后来在扎西总结说,失败的原因有三条:一、敌情没有摸准,原以为4个团,实际是6个团,而且还有后续部队;二、轻敌,对刘湘的模范师战斗力估计太低了;三、分

散了兵力,不该让一军团北上。
这个总结显然是从战役层面做出的。其实从战略的层面来说,当时川军以8个旅向这一带地区分进合击,红军要从这一带北上,是硬往国民党的口袋里面钻,所以红军的失败是必然的,只是红军当时还并不知道这个情况。

1.2.2 一渡赤水

红军西渡赤水河,是准备执行遵义会议期间制定的第二方案,也就是万一泸州方向渡江不成,就暂时留在川南活动,寻机在宜宾上游渡过金沙江。
没有想到,这个计划也不可执行。红军渡过赤水河、进入川南以后,川军留下4个旅防守泸州、宜宾,其余的8个旅迅速压了过来。红一军团打叙永没有打下来,红三军团也遭到了川军截击。
红一、红三两大主力先后作战失利,中央这个时候才意识到,川军已经加强了长江沿线的防御,在宜宾上游渡过金沙江的方案也不可能实现。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决定迅速南下,避开川军的压力,向四川和云南交界的扎西集中。

1935年2月10日,中央在扎西召开了会议。会上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根据国民党认为红军还会寻求北渡长江的错觉,干脆杀个回马枪,出其不意,回师东进,再渡赤水,向国民党兵力空虚的黔北地区进军,通过进攻来打开局面,夺回主动。

1.2.3 二渡赤水

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提议,红军随即兵分两路向东,于2月19日至21日分别在太平渡、二郎滩二渡赤水河,并趁国民党军队一片慌乱之机,连下黔北的桐梓、娄山关、遵义,击溃黔军的8个团,外加中央军的2个师,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
这是二渡赤水。
二渡赤水,红军取得了遵义大捷,但是,红军的不利形势并没有得

到根本改变。遵义之战后,国民党再次调动大军,向遵义、鸭溪一带压了过来,从而又对红军形成了包围之势。红军一度制订了设伏打掉周浑元军队的计划,但是因为行动暴露,周浑元马上缩了回去,红军的计划就没能实现,包围圈反而越来越小。
下一步该怎么做?根据当时国民党大军压境的现实,3月13日,中央决定挥师西进,向退守鲁班场的中央军周浑元部直接发起进攻,以求打开局面。
3月15日,鲁班场之战打响。红军向周浑元发起了猛烈的进攻,但是周浑元的部队依托阵地,死守不退。红军一直打到黄昏时分,也没有进展。
而这个时候,东边前来增援的国民党军队,已经打到了红军的后
方,并继续向西攻击前进,再打下去对红军不利。中央于是决定放弃鲁班场之战。好在当时天色已晚,周浑元怕红军打伏击,没敢追,红军得以从容不迫地撤出了战场。
鲁班场之战,红军损失1500多人,这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损失。所以毛泽东后来说,他也打过败仗,高兴圩之战,还有长征中的土城战役和茅台战役,都是他打的。茅台战役,就是鲁班场之战。
鲁班场之战,是为了打掉周浑元,为红军在贵州立住脚打下基础,这个意图显然是落空了。但鲁班场之战产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就是进一步吸引了国民党主力的西移。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形成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利用蒋介石认为红军还会寻机北渡长江的判断,干脆来个顺势而为,从茅台三渡赤水河,进入川南,调动国民党主力进一步往西。等到把国民党主力引到川南,再四渡赤水,杀回贵州,跳出国民党的包围圈。
应该说,这是鲁班场之战的一个意外收获。

1.2.4 三渡赤水

1935年3月16日,红军在茅台三渡赤水河,并派出一个团的兵力伪装主力进攻古蔺,做出打开古蔺县城、北渡长江的样子。
蒋介石果然上当,下令各路大军迅速向川南集中,准备利用川南的有利地形,一举歼灭红军。

1.2.5 四渡赤水

正当国民党各路大军向川南集结的时候,3月21日,红军出其不意,在太平渡、二郎滩四渡赤水河,随即掉头南下,突破乌江,从而将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甩在了乌江以北地区。
红军四渡赤水,蒋介石判断红军又要占领遵义,便于3月26号从重庆飞到贵阳,准备亲自指挥对红军的作战。蒋介石到贵阳,对于南下的红军来说,这简直是送上门来的生意。红军于是立即做出了进攻贵阳的姿态。
红军兵临贵阳,而国民党贵阳兵力空虚,蒋介石急忙下令国民党各路大军迅速赶到贵阳救驾。对于国民党军队来说,当然是救驾要紧,于是各路大军纷纷向贵阳而来。
没有想到红军打贵阳却是虚晃一枪,没有真正进攻贵阳,而是从贵阳和扎佐之间向东而去,进到清水江西岸,并做出大军即将东渡、到湘西会合贺龙、萧克的二、六军团的姿态。
蒋介石一看又上当了,急忙下令已经到达贵阳的国民党军队不要休息,立即向东追击红军。没有想到红军向东又是一个假象。在国民党各路大军浩浩荡荡向东而去的时候,红军突然又急转向南,在贵阳和龙里之间突破国民党军队的防线,随即甩开大步,以一天120里的速度,向国民党兵力空虚的云南急进,直逼昆明。
云南的部队都已经出省作战,昆明几乎是一座空城。云南省主席龙云手忙脚乱,赶紧调集各地民团来防守昆明。但这样一来,云南和四川之间的金沙江防线,就出现了一个大漏洞,红军等待已久的突围机会,终于到来。
4月29号,中央跟各个军团发出电报:“中央过去决定野战军转入川

西创立苏维埃根据地的根本方针,现在已有实现的可能了。”“应利用目前有利的时机,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建立起根据地。”
当天红军兵分三路,直扑金沙江,并于5月2号在皎平渡偷渡成功,控制了渡口。于是红军主力除一个团之外,全部在皎平渡渡过了金沙江,由此也就摆脱了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为与四方面军在川西北会师创造了条件。
就连李德也承认:“渡过金沙江,在战略上形成了一种新的比较有利的局势,摆脱了蒋介石的追击部队后,通往北方的道路畅通无阻了。”
这就是四渡赤水。

1.3 草鞋没样,边打边像

我为什么花了这么大的篇幅,来讲述四渡赤水的过程?因为这是一个最真实、最鲜活的战略案例。真实的战略决策就是这样做出来的。
显然,四渡赤水并不是谁事先设计出来的。一渡赤水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要二渡,二渡赤水的时候也没有想到要三渡。但是,三渡赤水的时候想到了四渡。
四渡赤水是一个不断试错与学习的过程,是不断地根据环境调整方案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地在机动中寻找新机会的过程。

1.3.1 长征过程中不断调整计划

这就是不确定环境下的战略。在不确定的环境下,战略不可能完全是你事先设计好的。就像四渡赤水一样,战略的形成是一个开放的、探索可能性的过程,进而是动态的演化过程。
其实,整个长征的过程,也是这样一个不断调整方案、改变计划的过程。
长征一开始的时候,是计划去湘西,会合贺龙、萧克的二、六军团,在湘西重建根据地。所以长征最早叫“西征”。

结果湘江一战,蒋介石判断出了红军下一步的行动路线,并提前向湘南调集10万大军,在红军北上必经的城步、靖县一带构筑堡垒,张网以待,等着红军从此经过。

李德、博古坚持中央原定的北上湘西重建根据地的计划。但红军经过两个多月的行军,极为疲劳,尤其是湘江之战后只剩下了不足3万人,元气大伤。此时北上与国民党10万大军硬拼,无异于以卵击石。

毛泽东向中央提议,放弃原定的北上到湘西重建根据地计划,转兵西进,进入贵州。贵州国民党兵力空虚,贵州的军队又不经打。进入贵州,可以攻占遵义,以遵义地区为核心,建立新的根据地。

中央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红军随即转兵西进,突破乌江,接下来出其不意,占领了遵义。
然而红军到达遵义之后,发现遵义地区并不适合建根据地。遵义地区北面是长江,西面是赤水河,东面和南面是乌江。大江大河,不利于红军大规模机动打运动战。还有,这一地区经济基础较差,老百姓又大部分抽鸦片,无法扩大红军。

针对这种情况,在遵义会议上,刘伯承和聂荣臻两个四川人向中央提议:放弃遵义,北渡长江,到四川去,会合张国焘、徐向前的四方面军,在川西北建立根据地。

中央接受了刘伯承和聂荣臻的建议,这才有了土城战役,有了四渡赤水,有了抢渡金沙江,有了强渡大渡河,有了飞夺泸定桥,有了翻过夹金山,有了一、四方面军在川西北的会师。

结果到了川西北以后,发现这个地方也不适合建根据地。川西北就是今天的阿坝地区,地处高原,而且是藏区,人烟稀少,粮食有限,无法养活会师之后的10万红军。

在这种情况下,围绕下一步该南下还是北上的问题,张国焘与中央最终发生了决裂,毛泽东和中央被迫率领一、三军团单独北上。

但是北上要去哪里落脚,依然不知道。
一直走到了甘肃的哈达铺,在国民党邮局存放的报纸上,发现了陕北有刘志丹红军在活动的报道,这才最终明确到陕北去。
所以长征并不是一开始就计划到陕北去。长征是一个不断改变计划、调整方案的过程。这也是一个真实的战略形成过程。
今天我们回头来看,从战略的角度来说,长征的过程,其实是变与不变的统一。

长征中有不变的因素,这就是寻找新的落脚点重建根据地。这一战略意图是不变的。
但是什么地方才是我的落脚点?什么地方才是新的根据地?必须根据具体的情况来不断调整。
有句话叫“草鞋没样,边打边像”。
战略一开始只能是一个框架、一个假设、一个初步的计划,最终的战略路线,是在打的过程中一步步明晰起来的。

战争的特点是什么?战争充满了不确定性,而人的理性总是有限的。没有人从一开始就能看到结果,没有人对大势的理解能够一步到位,更没有人会一次性看清所有的过程和细节。

战争必须有计划。没有计划或者计划漫不经心,从来都是战略的大忌。但是在战争史上,完全按照计划来实现的战略,只能是例外,不可能是常态。
这是战争中最大的悖论。
所以好的战略计划,就必须具备两方面的要素。
一方面,一定要提供清晰的战略意图作为行动的基本框架。四渡赤水的战略意图,是要北渡长江;长征的战略意图,是要重建根据地。有了这样的战略意图,你便可以为组织的行动提供一个大致的范围和总体的方向。

另一方面,在你的行动方案中,一定要给种种偶然性和不确定性留出足够的随机应变、临机处置的空间。你必须适应环境,必须随着情况的变化而不断地调整。你必须随时准备迎接意外。
就像四渡赤水,如何达成北渡长江的战略,要因敌、因地、因时而动。就像长征,究竟在什么地方重建根据地,要根据具体的条件来定。

在这样一种环境中,你的战略、你的计划,就不可能是事先一次性的决策,更不可能是仅靠逻辑推导、凭空想象而做出的决策。不要奢望一次性制订出一个深思熟虑的计划,然后就可以完美地执行到底。
你一开始所能够明确的,最多只能是你总体的战略意图和大致的战略方向;你所能提出的,最多只能是基本的战略假设和初步的行动计划。你的总体战略意图要保持不变,但最初的行动计划,在真正执行的过程中,八成是需要修正的,甚至可能全部放弃。

因此,在这样一种动态的、不确定的环境中,你更需要依靠对变化环境的感知和对未来走势的前瞻,而不是仅仅依靠此前的战略计划来取胜。
明茨伯格曾经警告说,千万不要把战略变成马的眼罩。战略可以使组织直线前进,但僵化不变的战略思维,却会让组织失去观察周围世界的眼光。

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中,大部分战略要素都是可以控制的,可以预知的,因而是可以计划的,而且一旦战略计划做出来之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可以不变。所以战略计划确定以后,决策者所要做的,只需要尽可能保证结果与计划相符即可。

在这种环境下,战略的流程是非常清晰的:在基于对战略环境所做的战略分析的基础上,决策者做出战略决策,明确战略计划。接下来,就进入战略执行和战略控制环节,保证战略的实施与落地,保证下属的行动不要偏离了你原来的计划。

1.3.2 李德僵化的战略思维

回顾一下第五次反“围剿”以及长征初期,你会发现,李德的指挥最鲜明的特点,就是特别强调战略过程中的计划与控制。
李德一旦确定作战计划,就会以命令的形式,下达给部队去执行。而李德接下来的事情就是检查、督促和纠正,也就是控制,来防止下属在执行命令的过程中出现偏离。
他要求部队要像一台精密的机器一样,有条不紊、严丝合缝、分毫不差地按照他的计划,执行他的命令,从而实现他的战略意图。彭德怀回忆说,李德甚至连一挺机枪应该部署在阵地的什么地方都不允许修改。

即使是湘江之战之后,蒋介石已经看出了红军下一步的行军方向,并且已经派出重兵,在红军必经的路上提前设下了四道堡垒线,李德还是坚持到湘西会合二、六军团的原定计划。他的理由是:中央的计划,不能随便改。
这就是李德的悲剧:他所做的是企图让动态的环境适应自己的计划,而不是让自己的计划适应动态的环境。

僵化的战略思维,真的像明茨伯格所说的那样,使过早敲定而又拒绝修改的战略计划,变成了遮住李德眼睛的马罩。李德式的指挥,因此就变成了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

1.3.3 战略是不断明晰的过程

真正的机会,从来不是你能事先计划出来的。机会往往是在不断地试探与行动过程中逐渐清晰起来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战略就不可能是一次性的决策过程。战略形成的过程是一个持续决策的过程,是一个逻辑渐进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明晰的过程。

从认知的角度来说,战略的明晰过程,又注定是一个不断试错和探索的过程。这就需要你的战略计划必须保持弹性,保持柔性,保持灵动性,更主要的是对未知的机会保持开放性。
詹姆斯·奎因曾经讲过一段非常精彩的话:“战略并非一个线性的过程,战略的有效性并不在于它的清晰性或它的严密结构,而在于当新机会或新的推动力出现时,它捕捉新事物、处理未知事件、重新利用和集中资源的能力。这样才能在选择时最有效地利用资源。因此好的战略一定要鼓励主动性和积极性、创造性把握机遇的能力。”

还是以长征为例。在长征这样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中,对于红军来说,有时候生死就在一线之间。哪怕些微的机会也可能就会让你突围成功,哪怕些微的威胁就足以让你全军覆没。

所以,你能做的,就不再单纯依靠此前制订的计划,相反,你要依靠的是对稍纵即逝的机会的敏锐嗅觉、对机会迅速响应的能力。
一方面,你一定要始终把握好总体的战略意图。你的总体战略意图一定要深思熟虑,而且要始终不变。这样你就可以始终把握总体的战略大方向,不会在不断的调整中不知不觉地脱离原有的战略方向,从而出现战略调整的另一个极端,也就是所谓的“战略漂移”。
调整与改变不是跟着感觉走。一味跟着感觉走,只会变成流寇。
另一方面,你还要保持对形势变化的洞察力,保持心智的流动性,保持快速的响应能力,从而保证行动与策略的弹性,在不断地试错与学习中去寻找和创造突围的机会。
在混乱中寻找机会,在动态中把握机会,在不确定性中创造机会。机会一旦出现,你就要果断地在选定的方向上投入强大的资源,从而长驱直入,一举打开局面。

1.4 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

在动态的、不确定的环境中,战略决策最忌讳的是什么呢?一根筋,思维过于僵化。

孙子在谈到用兵时说:“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故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

用兵的法则是,十倍于对手的优势,把它包围起来,加以全歼;五倍于对手的优势,就可以用奇正结合的方式向对手发起攻势,来打败它;一倍于对手的优势,就要设法分散敌人;势均力敌,很容易打成僵局,就要运用机动灵活的战术来战胜它;兵力不如对方多,就要通过巧妙的方式摆脱它的纠缠。实力确实相差悬殊,就一定要避免决战;实力不如人家,你却一根筋,硬拼死打,正好会被强大的对手所擒杀。

这完全是根据对手的情况、根据双方的实力对比,来决定打不打、如何打,避免计划与行动的僵化。
孙子说:“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

先搞明白能不能打、该不该打,这是所有战略决策的前提。能打就打,不能打就等待机会或创造机会再打,非常灵活。总之就是一条:保证在最有利的情况下打。

共产党和国民党抗衡,共产党为什么最终取胜?一方面共产党有清晰的组织理念,有突出的政治优势;另一方面,就是战略战术机动灵活。

1.4.1 游击战和运动战,创造有利条件

我们前面讲过,国民党军队擅长打的是正规战、阵地战,共产党军队采取的是游击战、运动战。
什么叫“游击战”?“游”而后“击”。什么叫“运动战”,“运动”之后再“战”。把“走”和“打”结合在一起,“走”是为“打”创造条件,“打”是建立在“走”的基础之上。

其实这套打法,是毛泽东在井冈山上跟所谓的“土匪”学到的。

一开始共产党也不会打仗。南昌起义以后,要南下到广东发动第二次北伐。结果到了广东境内后,起义军跟广东的军队在一个山谷中遭遇。聂荣臻后来回忆说,双方你打过来,我打过去,一个劲儿在那里消耗。没有人想到要机动,要迂回,因为没有人教过。

双方的军官大多数都是黄埔军校毕业的,教官大多都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保定军校出身、德国留学回来,学的都是正规军的打法,都是阵地战的打法。

秋收起义后,毛泽东带着部队上了井冈山。秋收起义的部队跟南昌起义的相比,战斗力要差很多。秋收起义的部队主要是农军,而南昌起义的部队是正规军。

井冈山自古以来是个闹土匪的地方。土匪很多,官军经常来剿。有些土匪就被剿掉了,但是有一支土匪的头目叫朱聋子,一直活得很自在。

有人就问朱聋子,为什么你能活下来?朱聋子说,其实啊,你不用会打仗,只要会打圈。官军来了,你别跟他硬顶,你也顶不过他。井冈山这么大,你钻到山里去打圈圈。官军跟你进去,过几天他粮食吃完、水喝完,他就得撤。他撤了你再出来,不就行了吗?

毛泽东一听,说这个打法好。但我们是共产党,我们要解放全中国。所以我们不能光打圈。改一改,既要会打仗,还要会打圈。

这就把“走”和“打”结合在了一起,也就有了游击战和运动战。

共产党的军队打仗,从土地革命时期,到抗战时期,到解放战争时期,都是这样打的。

在四渡赤水的过程中,毛泽东曾经给各个军团发过一封电报:“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打得赢的话要坚决地打,打不赢怎么办?坚决地走。所有的仗,都要在有利的条件下去打。走本身不是目的,走是为了打,是为了创造最有利的情况然后去打。

高度的随机应变,高度的灵活机动,高度的流动性和高度的响应能力。

更主要的是,这种打法,可以让你的对手陷入更大的不确定性之中。

1.4.2 减少自己的不确定,增加对手的不确定性

战争永远是不确定的,对于战争的双方都是这样。关键是谁能够尽量减少自己的不确定性,同时增加对手的不确定性。给自己尽可能大的确定性,把最大的不确定性给对手,就可以增加你取胜的概率。

尤其是对于弱者来说,如果一切都是确定的,那么战争就成了拼资源、拼实力、拼消耗,那你注定是要失败的。在确定性的环境中,弱者很少有颠覆对手的机会。

在不确定性的环境中,弱者反而可以充分利用不确定性带来的机会,通过机动灵活的行动,虚虚实实的策略,给对手造成更大的不确定性,从而造成对手更大、更多的错误,同时不断地给对手施加压力、制造混乱,让对手的整个作战体系陷入崩溃,为打败对手创造条件。

用孙子的话说,是“前后不相及,众寡不相恃,贵贱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离而不集,兵合而不齐”。军队前面和后面不能相互策应,主力和分队无法相互依靠,官兵之间不能相互救援,上级下级无法进行协调。士卒散乱而难以集结,军队虽合却无法齐一。

一句话,让对手陷入极大的混乱之中。
四渡赤水中红军的机动,从自己的角度来说是寻找机会的过程。从对手的角度来说,则是制造混乱、最终让对手在手忙脚乱之中防御体系出现大的漏洞的过程。红军抢渡金沙江的机会,就是这样涌现出来的。

当然,这样的机动,对于部队来说,也并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做到的事情。从土城战败后的一渡赤水,到抢渡金沙江后的突围成功,红军作战方向的变更,先后达到了十多次。对于部队来说,这意味着什么?

不断地走,不断地变。刚往左走,又往右跑。
这可能会让执行变成一件令人痛苦的事情。上面的命令不断地变来变去,下面的人,体力上会很疲劳,头脑中会很不解,心理上会很沮丧。你甚至可能会怀疑领导到底知不知道要去哪儿。

林彪当时就提出过质疑:为什么非要走弓背路,为什么不能走弓弦路?为什么不能二渡赤水,非要四渡赤水?他甚至一度得出结论说,朱、毛指挥不行了。

27岁的军团长,还是略显年轻了一些。今天我们回头看,一会儿东一会儿西的红军战士当然辛苦,然而更苦的,却是跟在后面追的国民党兵。用国民党军队自己的话来说:“共军拐个弯,我们跑断腿。”

红军突然改变方向,由于行动的惯性和信息的滞后性,跟在后面跑的国民党追兵就必须绕一个更大的弯子,才能重新踏上追击之路。

多跑无数的冤枉路,士兵因而会越来越疲劳,士气越来越低落,行动越来越混乱,最终被红军拖到了极限而崩溃。
在战争中,不确定性未必是你的敌人,相反,它很可能恰恰是你的朋友。不确定性会给你带来更多的可能性。

1.4.3 虚实结合

真正的高手,从来都不排斥不确定性。相反,高手会接纳不确定性、拥抱不确定性、顺应不确定性、利用不确定性,甚至有意给对手制造出更大的不确定性,由此可以把不确定性所带来的收益发挥到极致。
这样的不确定性,就成了你打败对手,或者拉开和对手距离的最好机会。

不过,要想做到这一条,你就不能依靠常规的、线性的战略思维。相反,你的战略思维必须是弹性的、开放的、灵动的、随机应变的,而不能陷入偏执与片面。
在真正的战争中,形势永远易变而不稳定,它就像水一样,会持续不断地流淌演变。攻守易势,祸福相依。

正是因为形势的这种易变性,所以在真正的高手看来,任何失败都可能是一个潜在的机会,任何成功也都可能是一个潜在的风险。

这就需要你的思维高度灵活。所以毛泽东说:“为了进攻而防御,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向正面而向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是许多事物在发展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现象,何况军事运动。”
有时候你为了进两步,就必须先退一步。就像四渡赤水一样,要想北渡长江,你不可能直来直去,你必须来回绕圈子。
用孙子的话,叫“以迂为直”。
有时候,迂回和绕远,恰恰是你达成目标最快的路线。
利德尔·哈特也曾经说过一句话:“战略学告诉我们,最重要的一条是,既要经常保持固定的目标,又要在追求这个目标时适应环境,并随时改变路线。”

战略的总目标一定要坚持。就像红军长征一样,战略大势决定了红军长征总的目标、总意图一定是建立新的根据地。但是达成这个目标的过程,必须根据环境,随时改变自己的路线。

这就像长江和黄河一样。中国的地势西高东低,这个大势决定了长江和黄河一定要东流入海。组织大的战略方向,也一定是战略大势所决定的。但是在东流入海的过程中,长江和黄河必须根据具体的地形改变自己的流向。有时候向东,有时候向西,有时候向南,有时候向北,有时候向前,有时候向后。所以就有了黄河十八弯。
否则就不可能东流入海。

1.5 兵形像水:打造水一样的组织

组织也是如此。要想真正做到战略上的机动灵活,除了思维的弹性,还有一个条件,就是必须有一个柔性的、灵活的、敏捷的、适应性的组织。
游击队最大的组织特点是机动灵活
游击队最大的组织特点是什么?机动灵活。船小好调头。游击队中往往没有一个多余的人,所有人都是战斗员。游击队的组织往往是扁平化的,极为高效。游击队的指挥也往往是分布式的,做决策的人都是听得见炮声的人,一有情况,马上就可以做出最有效的反应。

长征的时候,红军从组织上来说,最大的特点就是敏捷。尤其是扎西整编以后,3万人的红军,除一军团,其余的各个军团全部取消了师的编制,由军团直接辖团。整编后多余的机关工作人员,也全部下放到团里,充实一线作战部队。

所以红军基本上就是三级指挥体制:中央、军团、团。用我们今天的说法,就是扁平化。而且中央与军队一起行动,中央做了决策,马上就可以行动,所谓的“头过身就过”,机变能力极强。

更重要的是,在这个组织中,上下的沟通极为高效,一线的信息可以迅速传到中央那里,而一线指挥员的建议,也可以迅速成为中央决策的参考和依据,甚至可以在关键的时候改变中央的决策,使得中央的决策更加符合实际。

红军第四次渡过赤水之后,3月24日晚上,中央给各个军团下达了25日红军的作战部署,是迅速通过遵义和仁怀一线的国民党防御,向西南寻求新的机动,到达黔西和大定地区。

3月25日,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和政治委员杨尚昆给中央致电:目前向西南寻求机动,首先要突破周浑元、王家烈、孙渡几个纵队,对红军来说完成这样的任务很困难。而根据侦察到的情况,乌江上的茶山关、桃子台一线,如有准备,两岸可以架设浮桥。所以红军转向东南的乌江流域比较有利。

彭、杨的建议立即为中央所接受,于是才有了四渡赤水之后的南渡乌江。
红军从贵州转战进入云南之后,4月25日,中央给各军团发出紧急指示,决定在沾益、曲靖、白水发起同国民党军队的决战,打掉追击的滇军,为红军在曲靖、沾益这些相对富裕的地区进行休整创造条件。
4月25日和26日,一军团的林彪和聂荣臻接连给中央发了两封电
报,指出敌人兵力绝对优于我军,即使打掉它一两个师,也没有办法转变形势。因此红军应该立即变更原定战略,迅速脱离不利地形,渡过金沙江向川西北前进,准备与四方面军会师。
与此同时,三军团的彭德怀也给中央发来电报,建议中央重新考虑红军的作战方向。
中央再次接受了军团长们的建议,放弃了在云南作战的原计划,改为迅速北渡金沙江,转至川西。由此而有了四渡赤水的决定性胜利。
让听得见炮声的人进入决策,决策就不再是某个人或某一小部分人做出、然后交给其余的人来执行这样一个僵化呆板的过程,而是一个上下不断互动和反馈的过程。
组织因此也就可以高效地将一线报上来的真实变动迅速纳入自己的决策之中,并做出最优的选择,从而最大程度地保证了对动态环境的适应能力。

回过头来看国民党军队的组织。在云贵川追击红军的国民党40万大军,从指挥体制上至少分成了六级:

蒋介石是委员长,龙云是一路军总司令,薛岳是前敌总指挥,周浑元、吴奇伟、孙渡、王家烈是4个纵队司令,纵队下面是师或者旅,师或旅下面才是团……
完全是一个官僚化、刚性化的组织。战机稍纵即逝。前线的情况一级一级上报到蒋介石那里,蒋介石做出决策,然后一级一级地下传到一线部队,战场的情况早就发生了变化。
所以,国民党的部署也就永远要落后于形势一步甚至几步。并不是所有的组织都能做到随机应变。
在动态和不确定的环境中,柔性的组织才能最好地适应环境的变
化,抓住动荡中的机会。而官僚化和刚性化,向来是组织的大忌。僵化的组织在动态的环境中注定会失败,甚至会被淘汰。

回到商业世界中你会发现,刚性化的小企业固然是死定了,而大企业最大的悲剧在于,组织最终往往难以逃脱官僚化的宿命。
管理中有一个著名的帕金森定律。随着组织规模的扩大,行政人员会越来越多,组织成员会越来越忙,而组织效率却越来越低下。
再优秀的组织,一旦出现官僚化,就注定会走向平庸,而平庸化的组织又注定会走向衰败。所以在今天,大企业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大概就是如何在保持正规军规模优势的同时,还能保持游击队那种敏捷与活力。
所以任正非警告华为说:方向可以大致正确,组织必须充满活力。
在动态的环境中,无论是大的组织还是小的企业,灵活机动本身就必须是组织必备的内生能力。
用孙子的话说,你的军队要能做到这样:“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难知如阴,动如雷震。”快的时候像狂风一样迅疾,慢的时候像树林一样从容。攻的时候像烈火一样不可阻挡,守的时候像山岳一样无法撼动。不想让你知道情况的时候就像阴天一样,你根本无法知道它的底细;一旦发起行动,迅雷不及掩耳,对手就会措手不及,根本无还手之力。
所以,好的组织有什么特点?不是刚性化的、官僚化的,而是能快能慢,能攻能守,能低调还能爆发。一切取决于环境。
用德鲁克的话来说,在动荡的环境中,一个组织“必须要做到既能够经受住突如其来的打击,又能够充分利用突然的意外机会”。
这是一种典型的敏捷型组织,它可以随时在行动中调整计划、改变目标,它可以适应多种作战环境、多种作战条件、多种作战形态,它可以完成多种作战任务,它具有强大的适应能力。
这也就是孙子所说的水一样的组织。这样的组织,才能有效地应对各种不确定性的挑战。

2. 长征时的毛泽东,从不谈逆境

作者:宫玉振

2.1 向军队学习的4个要点

坚决完成任务、没有任何借口,军队的士气、打胜仗的信念与意志,都是很多企业管理者愿意向军队学习很重要的切入点,但并不全面。

作为企业管理者,要想真正向军队学管理,我认为有4个核心要素。

2.1.1 战略

“战略”该词本来就来自于军事领域的战略,后来应用到其他商业领域中。

在战争中常会出现这样的现象:赢了眼前,输掉了长远;赢了局部,输掉了全局。这就是因为缺乏战略头脑。企业亦是如此。我们经常会为了短期的业绩伤害了企业长期的发展。

因此,我们要向军队学管理,首先要学会战略性思考,提高战略素养。

2.1.2 组织能力

不管是军队还是企业,都有一个现象,就是新手重打仗、老手看组织。

新手看重的是打仗,打更大的仗,要有更多的爆品。打到一定程度后发现,组织能力跟不上了,这是很忌讳的。军队和企业都是如此。

要想持续不断地打胜仗,靠的一定是组织能力。

在创业初期,有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即可。但到了真正的扩张期、成熟期,组织能力变得至关重要。很多企业就是因为缺乏组织能力,而无法走得长远。

红军为什么能打仗?支部建在连上。华为为什么能打仗?能力建在组织上。组织能力才能支撑期长期的胜利。

2.1.3 领导力

战场,是最好的领导力课堂。

在军队中,好的将军不是你选出来的,而是打出来的。在企业中,好的管理者是打出来的,不是选出来的。能否体现出领导力,是企业管理者能带领团队取胜的关键因素。

第四,执行力。世界上执行力最强的组织,就是军队。军人必须解决问题、完成任务。而最高层次的执行,是自觉自发的执行。

在军事中,打仗明明是要死人的,但军队成员还愿意去打仗与执行。它的背后一定是要达到自觉自发的地步,在理念和价值观驱动下执行。

对企业管理来讲,亦是如此。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2.2 商场与战场的共性

2.2.1 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上世纪60年代,中国来自于苏联方面的压力很大,中苏之间很可能会发生战争。有人问毛泽东:该怎么打仗?毛泽东的回答是:打仗非常简单,就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我们要将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要带对方的节奏,不能被对方带了节奏。要发挥出自己的优势,同时让对手的优势无法发挥。

尤其在竞争环境下,好的商业战略都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当年eBay进入中国的时候,凭借其雄厚的资本,财大气粗地跟中国所有主流的门户网站都签了排他的广告协议,目的很简单,就是封杀包括淘宝在内的所有竞争者。

马云出人意料地采取了免费的模式。很简单:在规模与实力层面,弱小的淘宝根本不是强大得多的eBay的对手。但是免费的策略,却足以颠覆行业的逻辑,使得淘宝与eBay之争,从eBay希望的规模与实力之争,变成了淘宝发起的商业模式之争。

这就是经典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身为弱者,我不会在你具有优势的战场与你正面对抗,进行实力与资源的消耗。如果那样的话我就死定了。

我要把你引导到对你不利的战场上、采取对你不利的模式,让你的优势根本就发挥不出来,让我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这样就可以为我打败你创造条件。

最后的结果我们都知道了:强大eBay最终黯然退出中国市场,今天的阿里已经成为电子商务领域的王者。

战略性思考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将实力的对抗、资源的消耗,变成智慧的较量。

从军事上看,“定位”与以下两条原则特别契合:避实击虚。

我不跟你硬碰硬,而是打你的薄弱环节,找到差异化,即市场或需求未得到满足的地方。

一旦找到,就集中优势兵力打开局面,一局就将整体体系击穿,形成差异化竞争。

2.2.2 好组织的5个要素

从组织角度看,好的企业和好的军队也有很多的共性。

曾国藩有个核心幕僚叫赵烈文,他曾讲过“下士重爵禄,中士重礼貌,上士重意气”。

普通人才追求的是眼前的利益和回报,中等人才看重的是组织中的归属感和尊重感,而一流人才看重的是使命、愿景、价值观。要想成立伟大的事业,关键是能否找到志同道合的人。

有凝聚力和向心力的好军队和好企业,至少有以下几条是相通的。

2.2.2.1 共同的理念

好的组织一定有共同的追求,即共同的使命、愿景、价值观、目标。

一批共同理念的人,做大家都认可的事业,这样的团队才是有灵魂的团队。这种事业感和使命感,是组织有凝聚力的最基本要素。

湘军为什么能打仗?曾国藩提出了“卫道”的使命。卫道就是保卫孔子的道统、保卫孔子的价值体系。

这一下子就把湘军和太平军的战争,从军事和政治层面,拉抬了价值对决的层面,而价值是无可置疑的。

湘军因此成为了蒋百里所说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支有主义”的军队,是有思想、有信仰、有灵魂、有追求的团队,所以湘军是典型的理念型团队。

土匪和军阀为什么成不了事儿?有利而来、利尽而散的。真正能成事的,一定是理念型的团队。

最高层次的凝聚力,来自于信仰和理念价值驱动。伟大的企业,一定有伟大的价值追求。

2.2.2.2 合理的制度

比如湘军是层层招募,才能达到上下一体,大家一条心。

共产党的特点是通过组织能力的建设将支部建在连上,党的核心就变成了军队的核心,党组织变成军队组织的核心。只要党的组织不溃散,部队就不会溃散。

同时,党的理念变成军队理念,来到每个人身边,将组织和宣传完美结合在一起。这样,就通过制度的方式将团队凝聚力激发出来了。

2.2.2.3 利益

人有向善的可能,人也有求利的本性。所以好的组织要想有凝聚力,一定还要有共享的利益机制。

组织要与大家分享其发展和成长带来的回报,个人目标和组织目标高度一致,这样的组织才会有凝聚力和战斗力。

曾国藩曾讲到,“凡利之所在,当与人共分之;名之所在,当与人共享之”。有利时,我们要与大家共分;有名声时,我们要与大家共享。

华为也提到了,钱要分好。好的组织,既要有清晰的共同使命,还要有有吸引力的利益共享机制。

2.2.2.4 坦诚的文化

好组织内部的文化,一定是坦诚相见的文化。没有人愿意在勾心斗角的组织环境下去工作,人和人之间可以高度信任。若你将后背交给别人,组织就可以痛快沟通,降低成本,提升战斗力。

字节跳动属于中国较年轻的企业,以年轻人为主。它接受了西方很多文化,同时也受中国文化影响。与之相似的还有奈飞、谷歌。

曾国藩带领湘军时曾说过,“唯天下之至诚能胜天下之至伪,唯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它是坦诚相见的卓诚文化,由战斗力释放出相互间的信任,也是其领导力的核心。

2.2.2.5 领导者的人格魅力

手下为什么愿意追随你?除了理念、利益,还有一条非常重要,就是人格魅力。

通常,员工入职是因为认可企业的品牌,但员工离职往往是因为不认可主管。因此,每个管理者的一言一行以及背后体现的人格力量,是影响团队凝聚力的重要因素。

2.3 逆境的机遇

无论是中美关系的变化,还是行业政策的调整,导致市场竞争的加剧变化,都变成了我们很大的逆境。

但是,逆境是企业和企业家的成人礼,真正伟大的企业一定是在逆境中成长起来的。逆境,是给那些优秀的组织和领导提供的最好的成长机会。

2.3.1 锤炼优秀基因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之后,中央红军被迫长征。长征对于中共是非常大的逆境,但长征给了毛泽东这样优秀的领导人以重返政治核心最好的机会。

当年日本入侵全中国,中华民族面临着很大的逆境,但抗日战争给了中国共产党最好的成长机会。

在逆境中,好的组织与领导能抓住机会,充分激活团队的潜能,锤炼出组织优秀的基因。

企业优秀的基因,往往是在逆境之中锤炼起来的。任何一个组织和个人都有惯性和惰性,只有逆境会逼着你升级自己的竞争优势。

同时,逆境还可以让你看到谁是核心骨干,你真正的优势与根本弱点在哪。你必须升级自己的优势,才能拉开与对手的距离,杀出一条血路。

逆境,是大浪淘沙的过程。只有经历逆境后,你才会发现你的团队、组织,你的领导力、作风、自我认知都会发生根本的变化。

长征为什么在中共历史上具有那么神圣的意义?长征的胜利,使得每个人都有了这样的感觉:这样的逆境都可以经历,还有什么逆境是不能承受的?从此每个人都有天命的感觉。这对组织是最宝贵的财富。

只有经历了逆境,你才会发现你可以走以前你根本不敢走的路,打以前你根本不敢打的仗,下以前你根本不敢下的决心,取得以前你根本不敢有的胜利。

因此,在逆境中,有些组织会被淘汰,有些组织凤凰涅槃。

2.3.2 磨难成就伟大

当逆境来临时,你不要把逆境看成完全负面的东西。曾国藩说,凡事皆有极困极难之时,打得通的便是好汉。遇到困难的时候,当你绝望时坚持不下去,只有挺直的、打通了,脱胎换骨才能成为一条好汉。

老天爷给的磨难,正是成就英雄的好机会。英雄就是磨难出来的,尼采说,凡是杀你不死的,只能使你更强。

如今,很多企业家确实很焦虑,但请不要焦虑。企业天然就应该在逆境中不断成长,谁能够更好地适应成长环境,谁就可以脱胎换骨,突围而出。

同样的逆境,要么你躺平,要么你放弃、被淘汰,要么你就真正成为更伟大的企业、更伟大的组织、更伟大的自己。

爱拼才会赢。一个人的成长过程,是在逆境和挫折过程中成长起来的。

组织在成长过程中经历点挫折和磨难,反而会奠定组织良好的基因。

2.3.3 坚定信念信心

哪一个创业者和创业团队不是在经历自己的长征!好的组织必须将逆境变成常态,这样你的心态就会发生根本的变化。

没有绝望的形势,只有绝望的人。在逆境中,领导者一定要把信心和信念传递给组织成员。

中共的创业历史,很像是一个创业团队的成长史,他几乎经历了创业者要经历的所有苦难或挫折。

当年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六盘山时,只剩下了不到8000人。用周恩来的话说,红军已被拖得只剩下一副骨架子了。

接下来要进入陕北了,陕北什么情况没有人知道,一切都是迷茫的。但就在六盘山,毛泽东写下那首著名的诗词: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在毛泽东的诗词中,你感受不到任何的郁闷、沮丧、迷茫、彷徨,反而是兴奋、乐观、一种前途就在我眼前,一种未来就在我手中的感觉。

这就是好领导,在大家都沮丧和迷茫时候,用自己内心的火燃起大家对未来的信念。

积极向上的信念本身就具有感染人的力量。信念是力量的倍增器。逆境之中人们最缺的往往是力量感,而乐观的信念会重新给组织赋予能量。

2.4 如何面对逆境?

我在《铁马秋风集》中详细总结过:作为一个好的领导者,在逆境中,应该把握这5条要素。

2.4.1 坚定信念

越是在充满负面信息的环境下,领导者反而越要体现出强大的意志力,这是逆境中领导力的关键和前提。所有人都可以沮丧,领导者不能沮丧。

英国元帅蒙哥马利在其回忆录中讲到,在领导者制定作战计划时,即使你对于结局没有信心,也必须把信心传递给组织中每一个成员。

古德利安也曾讲:没有绝望的形势,只有绝望的人。形势永远不会绝望,除非你自己放弃了希望。在关键的时候,领导者一定要站起来,把信心传递出去。

人既有感性的一面,也有理性的一面。但遇到逆境后,大家感性的一面会充分暴露出来。这时,你给大家讲道理没有用,关键是能否用内心的信念点燃大家内心的火。

四渡赤水之前的土城之战中,由于情报失误,红军的防线一度被川军突破。这时,朱德主动要求到前线。他说:在紧急的时刻,唯有指挥员的决心,是稳定战局的精神力量。朱德一到前线,军队的军心士气马上就稳定了下来。

当我们遇到逆境时,领导者的意志和信念是最关键的要素。好的领导者一定要坚定信念,一旦自己恐慌,整个组织都会出问题。

2.4.2 保持清醒的认知力

我们必须要想明白威胁从何而来,影响会有多大,从而需要采取什么策略,才能度过该困境。

在逆境到来时,一定意味着过去的形势已发生变化,我们必须承认逆境已经变成现实,不能因为感情难以割舍而做出不理性的反应。

一旦放弃过去的舒适、成就、地盘,我们就需要通过心理转移避免遭受更大的损失。

甚至,我们为此要做出割舍,有舍才有得。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曾讲过,想保住一切的人什么都保不住。

战争有两个目的,一个是消灭敌人,一个是保存自己。在形势有利时,你的目标一定是消灭敌人。

做企业亦是如此,形势有利,一定要迅速扩张;形势不利,就要保存自己。活下来才是王道,才能有卷土重来的机会。这时,你就必须有断臂重生的意志力和决断力。

舍得舍得,有舍,才能有得,大舍才能大得。最忌讳的是舍不得。因此,在逆境中,作为领导者,一定要有清晰的认知,且做出果断的选择和决策。

2.4.3 鼓舞士气

逆境中的团队,士气往往会陷入低落的状态。作为领导者,除了自己要有坚定的信念,还必须把士气给鼓舞起来。

士气是作战的基础,没有士气根本就没有作战力量。

当一支军队士气不振的时候,任何作战计划都是没有用的。做企业亦是如此,若你的团队士气不正,再好的营销计划都是没有用的。

你可能无法立马改变你所处的环境,但那怕是将眼前小小的胜利放在大家面前,就可以提升整体士气。

长征的历史上,娄山关战役为什么那么重要?红军从长征出发以来,一直都在失败,急需一场胜利来提振士气。娄山关战役的胜利,一下子将士气都提振起来了,整个军队组织马上有了信心,战斗力因此大增。

2.4.4 同甘共苦

作为领导者,你不能期望下属做你都不愿意做的事情。好的团队一定是一起哭过、笑过、摸爬滚打,一起分享胜利的喜悦,一起承受失败的压力和苦难的生命共同体。

因此,我们一定要有与手下同生死共患难的意识,这样才能走出逆境。

2.4.5 价值驱动

红军是一支让人难以想象的团队,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装备极差,每天面临生与死的考验。但为什么历经苦难而不溃散?这是一种有理念的队伍。

土匪、军阀和雇佣军为什么打不了仗?有利而来,利尽而散。有利之时,来得比谁都猛;一旦没有利益,跑的比谁都快。因此,真正能打硬仗的队伍,一定靠的是价值驱动。

越在逆境之中,越应强化团队的凝聚力。但真正能让团队有不可破的凝聚力,一定是组织的价值观。

2.5 职场人士的成功路径

作为职业的选择和发展路径,你一定要记住,做你喜欢和你擅长的事情。

我们一定要清楚自己的优势,不能跟着别人走。把自己的优势发挥出来,就是最好的职业发展。

当你在做你擅长和你喜欢、且有意义的事情,一定要把握住,并吃透自己,找到能够发挥自己优势的职业方向,这是职业成功的前提。

从军事角度来讲,孙子兵法有个模型叫“上兵伐谋,其下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从攻城到伐谋,其实就是一个人的职业成长的过程。

2.5.1 攻城和伐兵

在我们刚入职场时,有时不得不像无头苍蝇一样一件件事去做,到处碰壁还没有效果。这就是攻城。慢慢你会开始思考,哪些领域是你擅长的?哪些是不擅长的?你应该选择什么职业路线?应该怎么去做?不应该怎么做?

这时,你已经开始进入伐兵的层面,并有战略思考意识。有所为,有所不为。战略的核心,就是基于自身优势,选择你自己的方向。

2.5.2 伐交

光靠自己和小团队的力量是有限的,这时你还必须提升到第三层面:伐交,即资源整合。

资源整合是很重要的职场能力,不仅说明了人际关系和带团队能力,还让更多的人愿意来帮助你。

很多朋友因为过于看重自己的某些能力与自身业绩,缺乏人际沟通和资源整合能力,限制了自己的职业成长。

因此,从攻城到伐兵再到伐交,是个不断提升的过程。

2.5.3 伐谋

最高的层次,就是伐谋。伐谋是一种战略的眼光,长远的考虑、格局、胸怀与远见,这些才是决定人在职场上能走多高多远的最根本要素。

从个人职业成长来看,从下往上的攻城、伐兵、伐交、伐谋,是一个人领导力的成长过程,也是你个人成熟、不断突破自我的过程。

2.6 如何解决团队管理的难题?

经常有人开玩笑说,过去的员工离职是因为员工不听话,现在的员工离职是因为老板不听话。

如今的大环境,很多独生子女个性张扬,以自我为中心,经不住挫折。但其实这些孩子并不是不能吃苦,而是不愿意在自己不喜欢的事上吃苦。

在70、80后物资匮乏的时代,我们很看重物质的利益。当我们离开工作,就挣不到钱。如今的物质已经很富足了,人们不需要,也不在乎,要的反而是开心和喜欢。

作为管理者,一定要研究代际领导力这门学问,即如何用年轻的心态去带领新生代员工。

一方面,我们要引导他们成长;另一方面,管理团队不能变成管控团队,我们一定要充分的授权,相信他们并给其提供机会。更主要的是,让年轻人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他们给你的回报会超出你的想象。

每一个时代的管理所面临的挑战是一样的。对于新一代的员工,他们不是不能打仗,他们要打自己喜欢的仗。

对于不同代际的员工,意义感不同。对于老员工来讲,意义感是挣钱;对于新员工来讲,意义感是他们喜欢做的事情。因此,我们需要找到并激活他们的意义感,同时将这种意义感引导到对组织有力的方向去。

2.6.1 年轻人应该怎么做

我们要做到自知和知别人。自知者明,最难的就是认识自己。有些人可能一生都不了解自己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喜欢什么东西、应该做什么事情,这是人生最大的悲哀。

往往家长是看别人家孩子怎么做,自家孩子下意识就要这么去做。千人一面,有时我们会迷失自己。因此,我们要回到自己的内心,静下心来思考我究竟是什么人。

我们可以倒推下,假设有天你要离开这个世界,你觉得你这一生最后悔的是什么?最不后悔的是什么?这样,你就会对自己有清晰的认知。因此,打自己的仗,不要打别人的仗。

2.6.2 管理者应该怎么做

针对管理者,一方面我们要教员工想打什么样的仗。另一方面,与其改变别人的想法,不如在选人的环节上多下功夫,即组建团队。

这时,你自己必须想明白,在团队中打什么仗,就得需要什么样的人。这样才能很顺利地把这些愿意且能打仗的人聚集在你的旗下。人不是教出来的,而是选出来的。

比如华为特重视招人。华为的企业文化核心就是艰苦奋斗的价值观,在校招时,同等条件下会优先录取家境最差的那个。他们假设认为家境最差的那个人,对承受挫折和压力的能力会更强,对物质的需求更大且更愿意奋斗。

这样,我们将志同道合的人选过来,团队就会很容易融合在一起。

在我们管理的过程中,总会犯一个错误。当出现一岗位时,匆忙让HR赶紧招人进来从而填满岗位,但人进来后你根本不知道其是否适合,再想改变他就会极其困难。因此,我们在选人的时候一定要有清晰的标准。

曾国藩要建立一支风气纯正的队伍。所以他选人的标准就很清楚:选择朴实的山农,而不是城市油滑之人。

在管理时,很重要的一条方法论就是倒推,即思考清楚自己要建立什么队伍,队伍具有什么文化,从而选择什么人。

2.7 结语

好的组织,一定是从使命、愿景、价值观的理念入手。虽然这些东西看起来很虚且很难,管理者经常为了眼前的绩效来不及考虑且无信心,但管理就是做难而正确的事。

阿里巴巴有句话叫做:虚的要做实,实的要做虚。我们要将看起来很虚的使命、愿景、价值观,实实在在落到业务层面。做业务的同时,我们还能体现出企业的使命、愿景、价值观。这才是团队具有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伟大的组织,可能处在不同的行业和不同的阶段。但好组织共同的特质是有清晰的理念,且被大家普遍接受的。这时,人的行为就会变成自觉自发的行为,这种核心竞争力才是最强大的。

只有无形层面的竞争力,才是别人学不会、无可替代的。

对于如今的国际商业发展阶段,大家都会有些焦虑。因此,我们就需要战略性的判断与思考,把握未来的大趋势,做出自己的战略选择。

若价值观不能落地,不能改变员工的行为,那么就是没有意义的。

今天是个不确定的时代,越是在不确定的时代,我们越应把握住那些确定的东西。既然改变不了不确定的环境,不如回到组织、个人、战略的基本面,将其夯实。

3. 从“四渡赤水”看逆境突围:想保住一切,就什么都保不住

作者:宫玉振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日本入侵,对于当时中国国内的各支力量来说都是逆境,但是为什么中共能够抓住这个机会,并将其扭转为逆势成长的最好时机呢?

所有那些伟大的组织,真正优秀的基因,往往是在逆境之中锤炼出来的。逆境可以给组织提供最好的成长机会。

这个话题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逆境突围的战略,一个是逆境突围的领导力。

3.1 逆境中的突围战略

关于逆境中的战略原则有四条,共16个字:以舍为得、因势利导、集中资源、主动灵活。

3.1.1 以舍为得

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曾说:“平庸之人想保住一切,而理智者只关注主要事物。”

长征刚出发的时候,大家带着瓶瓶罐罐上路,什么都不想丢,湘江一战,用最血腥的方式告诉红军,什么叫“想保住一切,就什么都保不住”。

毛泽东曾经打过一个比方:一个背着金银财宝的人,遇到一个强盗,怎么办?如果他舍不得放下金银财宝,很可能会丢了命,也保不住财宝。但如果他能把财宝扔到一边,轻装上阵,打败强盗,财宝也就可以拿回来。

这叫以舍为得。

战争的目的一般有两个,一个是消灭敌人,一个是保存自己。在形式有利的时候,目标一定是消灭敌人,放在企业环境下,就是迅速扩张、攻城略地;但是形势不利的时候,目标就应该是保存自己,活下来才是王道。

在逆境之中,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承认自己已经处于逆境这样一个现实。人总是会留恋过去的辉煌,但是在逆境中,不能因为留恋过去而影响了自己的理性决策。

这个时候,重要的是发展出一套撤退的策略,但是撤退不是落荒而逃,而是通过调整位置,重新取得有利的生存机会。所以舍本身不是目的,舍是为了找到更好的机会,舍是为了得,舍是为了更好地生存,而生存就是王道。

3.1.2 因势利导

“以舍为得”的目的是为了活下来,相对而言还是一个比较消极的目标。光是活下来还不够,接下来,还要在逆境中找到新的发展机会,这就需要“因势利导”,在不利的环境下找到新的大趋势。

势是力量的放大器,没有人能够跟大势相对抗。所有高明的战略战术其实都是顺势而为。势是不同趋势的组合,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在整体的逆势之中找到有利的态势,把整体的劣势转化成局部的优势,这样才能找到逆势之下扩张的动力。

孙子曾说:“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真正的高手,一定是从势上去下工夫,去研究势,并利用势,顺势而为,而不是苛求自己的团队。

毛泽东也曾经讲:环境如果是动荡的,不确定的,甚至处于逆境之中,这就需要决策者有极大的主观能力。

这考验的是什么?

是决策者的战略眼光、对形势的判断能力和把握能力,是在混乱之中寻找机会的能力。所以毛泽东说:我们一定要克服战争特性中的纷乱、黑暗和不确实性,而从中找出条理、光明和确实性来。

以长征为例,长征其实证明了“土地革命战争”这个大势已经过去了,但是中共打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旗号——“北上抗日”。当时日本入侵华北,国内抗日呼声高涨,民族矛盾变成主要矛盾。中共非常敏锐地捕捉到了这样一个新的大势的到来。这样一来,就给一支已经处于失败状态的部队,找到了新的生存理由。

所以,为什么毛泽东后来成为中共本土产生的第一位领袖——在此之前,中共所有领袖都是共产国际任命的——因为关键时刻,他对大势的把握确实超出一般人。

毛泽东曾说:“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

对于管理者而言,最关键的就是审时度势,因势利导,把握大势的能力。这是一个管理者在这种逆境之中对组织的最大贡献,没有人能够代替管理者对大势的判断能力和分析能力,这就是战略的核心。

今天疫情对经济造成的影响,一定会让很多企业遭遇逆境。但在整体的逆境中,也一定会有新的机会、新的行业起来。每一次危机背后都隐藏着一个转折点,谁把握住这个机会,谁就可能在未来实现迅速的成长。

3.1.3 集中资源

一旦找到了大势,接下来要做的就是集中资源,用最核心的内外资源去解决最关键的问题。只有这样,资源才能得到最有效的利用,对机会的把握才能最大化。

毛泽东非常看重这一点,他说:“在有强大敌军存在的条件下,无论自己有多少军队,在一个时间内,主要的使用方向只应有一个,不应有两个。我不反对作战方向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但主要方向,在同一个时间内,只应有一个。”

第一次反“围剿”,国民党十万、红军三万;第二次反“围剿”,国民党二十万,红军三万;第三次反“围剿”国民党三十万,红军还是三万。一比十,这仗怎么打?

毛泽东怎么打?他以小部分兵力伪装主力,吸引国民党的部队,分散力量。集中优势兵力在手边,抓住机会,一次就打国民党的一个师甚至一个旅,保证每一仗都是处于绝对的优势,打完以后迅速转移,找机会打下一仗,打完后再转移,再打下一仗……

所以第三次反“围剿”,六战五捷一平,打破了国民党的进攻。

毛泽东曾经讲过:当形势不利的时候,一定要记住一条,要把敌人对我们在战略上的优势,改为我们对他们在战役和战斗上的优势。

飞夺泸定桥,毛泽东派出的是最精锐的一军团——林彪的部队。林彪又派出了最精锐的红四团——杨成武的团,作为先头部队,夺取泸定桥。

关键时刻,用兵一定要狠。这样,才可以把战术性的机会变成战略性的突围。本来可能就是一个战术性的机会,但是你果断的投入资源打开以后,就会迎来战略上的突破。

3.1.4 主动灵活

当方向明确、大势清楚,资源也具备了之后,第四条原则就是主动灵活。在逆境中一定要有灵活变通的能力,要保持一种战略的柔性、组织的弹性和决策的灵活性。

首先要主动,主动权要牢牢抓在自己手里边。

四渡赤水过程中,在整个国民党40万大军的围追堵截之下,毛泽东一直强调要寻找主动。为什么要二渡赤水?就是要杀回去,在被动中通过进攻来重新夺回主动权。到三渡和四渡的时候,共产党其实已经在主动调动国民党了。

这是毛泽东打仗非常重要的一条原则——无论形势怎么不利,主动权一定要在自己的手里边。所以他讲:无论处于怎样复杂、严重、残酷的环境,军事指导者首先需要的是独立自主地组织和使用自己的力量。被敌逼迫到被动地位的事是常有的,重要的是要迅速恢复主动地位。

主动的前提是什么呢?是灵活。毛泽东讲: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用你的打法打,但是我绝对不能被动地跟着你的打法去打,我选择对我有利的战场,采取对我有利的打法)。他还有另一句话,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在四渡赤水的过程中,中共不断调整作战计划、改变作战方向。有时候想进两步,就必须首先退一步。所以这就是一种弹性,一种柔性。

通过四渡赤水这个案例,我想让大家思考一个核心的问题:在不确定和动态的环境下,真实的战略究竟是怎么形成的?

四渡赤水根本不是事先设计出来的,长征开始时没有人想过要四渡赤水。遵义会议以后。土城战役失败,为了避开川军的压力,才一渡赤水,寻找第二方案。一渡没有想到二渡,二渡没有想到三渡,但三渡的时候已经想到了四渡。

四渡赤水其实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也是一个试错的过程,是在变化过程中寻找属于自己的方向的过程。德鲁克在《动荡时代的管理》里讲过一句话:一个组织必须意识到,既有突如其来的危险,也有突然出现的机会,这是动荡环境的特点,环境是塑造战略最大的变量,环境是动态的,不断变化的,所以战略必须具有弹性。

3.2 逆境突围的领导力

逆境中的战略能够制定出来,并执行到底,这背后一定需要强大的领导力支撑。逆境突围的领导力主要有4点:坚定信念、鼓舞士气、同甘共苦和价值驱动。

3.2.1 坚定信念

越是在逆境之中,作为管理者越没有沮丧的权利,越是在充满这种负面信息的环境之中,管理者反而要给组织以充分的信心。但这一切的前提是管理者自己必须有坚定的信念和强大的意志。

克劳塞维茨讲,人既有感性的一面,也有理性的一面。紧急时刻,人们受感情的支配比受思想的支配更多一些。普通人在面对逆境时,很容易恐慌。

“统帅必须用自己内心之火和精神之光,重新点燃全体部下的信念之火和希望之光。”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管理者和员工光讲道理没有用,关键在于要把自己的信心通过行动来传递给组织成员。

没有绝望的形势,只有绝望的人。形势永远不会绝望,除非自己放弃了希望。所以毛泽东说过,有利的情况和主动的恢复,产生于“再坚持一下,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

毛泽东在六盘山写过一首著名的词《清平乐·六盘山》:

天高云淡,望断南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当时的毛泽东刚刚经历了草地上那场和张国焘之间的斗争,即将进入陕北,没人知道陕北是什么情况,一切都是未知的。但从他的词中,能感受到的是一种乐观、一种向上,一种信心,一种兴奋,一种未来就在我眼前,全局都在我的掌控之中的心态。

其实,管理者的特点就是在大家都迷茫的时候,能够用自己的内心之火燃起大家的信念。这种强大的意志力和信念,带来了革命乐观主义,这种精神对于整个组织来讲是至关重要的。

3.2.2 鼓舞士气

管理者除了自己有强大的意志力和坚定的信念之外,更重要的是要把整个团队的士气鼓舞起来。士气是一切战略战术的基础。

逆境之中领导艺术的核心就是在人们的心灵中重新燃起对战斗的渴望,和对胜利的信心。对于企业来说,如果一个团队士气不振,再好的营销计划都是没有用的。所以,这时候鼓舞士气就成了管理者领导力的核心,甚至是整个组织逆转的前提。

四渡赤水中的娄山关战役为什么那么重要?其实,娄山关战役就是俘虏了3000人,击溃了中央军两个师,外加黔军八个团,这个规模并不算特别大。但是,因为红军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长征以来,一直在经历失败。这时的红军急需一场胜利来提振士气,而娄山关战役就把胜利放在了大家面前,红军整个士气就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毛泽东特别看重士气,因为我们知道共产党的部队长期以来,物质资源都极其匮乏,靠什么?靠精神,靠士气。毛泽东讲,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的力量,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

巴顿将军也曾讲过,一个好的指挥官,应该把你的重心工作80%放到提高部署的精神状态下。因为带兵的关键在于鼓舞士气,要先恢复组织的士气,他们才会释放出能量。

3.2.3 同甘共苦

同生死,共患难,生死与共,至死不渝的感觉对于逆境中的团队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管理者不能期望下属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分担下属的苦难,和下属一起战斗,与下属同甘共苦……这样的行动,在困境之中比任何语言都要重要。

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曾经给中央写过一封报告,讲井冈山那时候土匪出没,缺医少药,信息闭塞,特别苦,看不到希望……对于长期处于不利环境中的共产党来说,这个团队为什么没有散掉?

因为大家苦惯了,更重要的是,大家都一样苦。从军官到伙夫,发零用钱2毛就一律2毛,士兵也不怨恨谁。就像我们小时候的课文《朱德的扁担》,朱德作为军长亲自挑自己的粮食。上下同甘共苦,就是士兵愿意在一起共渡难关的重要原因。

百团大战后的冬天,日本发起了大扫荡。毛泽东判断第二年会更难,他特意给各个根据地发了一封电报说,务使全体官兵团结一致……在困难的环境中,对待干部要有正确的关系。有确实因为不负责任,因而不能完成任务者,当然应当加以指责与处分;有因客观困难或能力关系而不能完成任务者,就不应当加以打击。

毛泽东说,我们要吸取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当时因为客观困难不能完成任务的干部,受到了很多打击,他们感觉没有出路。而眼下困难增加,我们要强调干部同生死共患难的精神。

今天,我们看企业中的人才管理,员工可以原谅领导决策的失误,因为每个人都会失误,但他不能接受管理者把气、把责任推到自己身上,这是人品问题。如果员工对管理者的人品产生怀疑,那管理者就会失去员工的信任。

而信任是领导力的前提,没有信任根本谈不上领导力。同甘共苦背后的核心是什么?其实就是管理者对下属的忠诚,对组织每一个成员的忠诚。

巴顿将军曾经讲过一句话,我们讲忠诚,经常讲的是下级对上级的忠诚,个人对组织的忠诚,其实更重要的是组织对个人的忠诚,上级对下级的忠诚。这一条才是更重要的。管理者只有忠于自己的下级,才会在关键的时候得到下级的回报。

3.2.4 价值驱动

今天我们看长征,离开苏区的8.6万红军,如果这是一支军阀的队伍,离开苏区后不久就散掉了。为什么还有3万人走到了赤水河边,有将近8000人走到了陕北?这是一支有理念、有使命感、有价值观的部队。

越是困难的时候,越应该强化团队的凝聚力,但真正能够超越利害的凝聚力一定源自于一个组织的价值追求。只靠利来凝聚的团队是雇佣军,有利而来,利尽而去,散得比谁都快,在逆境中,共同的价值追求所形成的凝聚力比任何时候都更深刻。

整个长征的过程中,十几次调整作战方向,有时候手下会很郁闷,会怀疑:老大你知道要去哪儿吗?包括四渡赤水过程中,林彪到达会理后就提出了质疑:“我们为什么非要四渡赤水?为什么不能二渡赤水?”这说明,下面的压力已经到了林彪——军团长这一级别了。

下属不是没有质疑,他们也会郁闷,会有牢骚,但是却依然愿意跟着走,为什么?放到今天,如果一个企业的方向这样变来变去,员工早就不跟你干了,为什么红军的团队还是愿意继续走下去?

其实背后有不变的东西,就是这个组织的理念、使命和信仰,关键时候起作用的是这些。

一支强大军队的勇气往往不是诞生在冲锋陷阵之中,而是表现在撤退中的冷静和沉着。回头看长征,它就是一个逆境突围的过程,也是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长征为中共选出了毛泽东这样的领袖,也为中共打造出了一支铁的队伍。到达陕北的8000人都是精英。更主要的是,每个人都有一种观念:这样的苦难都可以经历,什么样的苦难不能承受。

这就是逆境对一个组织,留下的最宝贵的财富。

任何的组织其实都有惯性和惰性的。但是,逆境会逼着一个组织去升级自己的优势,改变过去一些不对的战略、组织、文化,甚至包括管理者的自我认知,都必须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当逆境逼着组织升级自己优势的时候,这个组织才能活下来,而在这个过程中,会逐渐拉开和对手之间的距离。

4. 毛泽东的“得意之笔”,四渡赤水成功的原因在哪?

作者:八角楼上
四渡赤水的过程:四渡赤水(上)四渡赤水(中)四渡赤水(下)
1960年,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在访问中国时,盛赞毛泽东指挥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可以与世界历史上任何伟大的战役相媲美。毛泽东却说:“四渡赤水才是我的得意之笔。”

其实,如果只是从兵力和规模上看,四渡赤水放到人类战争史中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就算同毛泽东后来指挥的各种大兵团作战对比起来,似乎也是非常渺小的。

但是,如果我们从战役的惊险程度、指挥艺术、战略思想、革命精神几个角度去看的话,四渡赤水确实可以堪称军事上的艺术杰作了。

前两天我们刚写完四渡赤水的经过,今天,我们就总结一下四渡赤水成功的几个原因到底在哪?

4.1 牢牢把握主动权

我们知道,四渡赤水并不是一开始计划好的,事实上一渡赤水是在土城战役失利以后,为了能够保存实力而作出的战略退却。

用毛泽东的话说叫:“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中央红军在遵义会议以后,要经过土城一带,然后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汇合,这是一开始的计划。
可是在执行的过程中,战场形势发生了完全超出预计的变化。
首先,尾追红军而来的川军郭勋祺部,原本情报显示是3-4个团,可是等打起来以后才发现有6个团,这是第一个变化。

然后,在青杠坡设伏郭勋祺的时候,原本计划可以打个伏击,结果郭勋祺没有上当,追剿的川军根本没从青杠坡下的小路上行军,而是直接奔着青杠坡上的制高点营盘顶来了。
这样一来,之前计划的伏击战变成了两军争夺制高点的阵地战,这是第二个变化。

接着,已经习惯了黔军的一触即溃,因此对于川军的战斗力估计也不足,等打起来之后才发现,原来川军的战斗力远比黔军强得多,这是第三个变化。

眼看要是再拼下去,搞不好就要血本无归,所以毛泽东迅速调整计划,及时止损,改变原先的行军路线,开始了一渡赤水。

我们都知道,几乎绝大多数时候,原先制定的计划在执行中都是会出现这样的或那样的偏差的,因此,及时调整计划中的偏差,甚至全盘否定原先计划的情况都是有的。
正如《毛选》中说的:
“如果计划和情况不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就必须依照新的认识,构成新的判断,定下新的决心,把已定计划加以改变,使之适合于新的情况。

“如果计划和情况不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就必须依照新的认识,构成新的判断,定下新的决心,把已定计划加以改变,使之适合于新的情况。
部分地改变的事差不多每一作战都是有的,全部地改变的事也是间或有的。鲁莽家不知改变,或不愿改变,只是一味盲干,结果又非碰壁不可。”——《毛选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部分地改变的事差不多每一作战都是有的,全部地改变的事也是间或有的。鲁莽家不知改变,或不愿改变,只是一味盲干,结果又非碰壁不可。”——《毛选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知道了当战场形势发生变化的时候,需要及时作出改变,甚至有可能会出现全盘否定之前计划的情况。
可是一旦遇到实际情况,我们该如何判断到底什么时候开始改变是最明智的呢?
就好像土城战役,打到中途的时候,如果是你,会不会想既然已经作出那么大的牺牲了,要不要再加点兵力上去,万一打赢了呢?否则之前牺牲的战士们不是白白牺牲了吗?

可是转念是不是又会想,再加兵力进去,万一还是打不赢,那岂不是损失了更多?

其实这个度要怎么掌握,毛泽东已经有一句话说得非常透彻了,这句话就是:“战争就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这句话是什么含义呢?它讲的就是一个主动权,“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就是指的不要被敌人牵着鼻子走,不管处于何种不利的境地,都要牢牢把握主动权。

“无论处于怎样复杂、严重、惨苦的环境,军事指导者首先需要的是独立自主地组织和使用自己的力量。被敌逼迫到被动地位的事是常有的,重要的是要迅速地恢复主动地位。如果不能恢复到这种地位,下文就是失败。”——《毛选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所以,当计划出现巨大变数时,什么时候开始就必须要作出调整,甚至改变呢?
就是当主动权已经开始丧失,甚至完全丧失的时候。

如果此时还不加以调整和改变,那么立刻就会变成《毛选》说的那样:“鲁莽家不知改变,或不愿改变,只是一味盲干,结果又非碰壁不可。”

4.2 用联系和运动的观点看待问题

在一渡赤水以后,红军实际上是处于一个非常被动的局面的,部队被国民党军压缩到了荒凉狭小的扎西一带,举步维艰。
直到毛泽东带领军队二渡赤水重占遵义以后,红军才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喘息,算是把之前失去的主动权拿了回来。

可是被包围的处境并没有根本上改变,接下来,毛泽东需要思考的就是如何运用主动权,开始调动敌人,然后跳出包围圈。

这个时候,就需要用到极强的战略规划能力了,因为调动敌人往往不是一步或者两步棋就可以搞定的,它需要至少四到五步,甚至七到八步,才能实现最终的目的。

而这个时候,每一步棋会引起周围事物的哪些变化,这些变化又接着会引起哪些进一步的变化?
如果不把这些内容思考进去,那么敌人也是灵活的,又怎么可能轻易被你调动?
所以,我们看到了三渡赤水。

三渡赤水中,毛泽东带着红军部队大张旗鼓的渡河,随后把主力部队全部隐蔽起来,并派出一个团的佯攻部队朝着古蔺一带前进,同时这支佯攻部队携带着红军电台频繁发射信号,而我隐藏起来的红军主力则把电台全部关闭。

那支佯攻部队走的路线也有名堂,正是可以沿着古蔺、叙永一带北出金沙江进入川南的路线,而古蔺一带地域狭窄,正好便于将红军聚而歼之。

当毛泽东下了这一步棋的时候,其实基本已经可以断定这步棋会引起接下来的哪些变化了。

那就是将蒋介石的中央军全部调入古蔺一带,甩开其中央军主力至少3-5天的路程以上。

然后毛泽东又四渡赤水,佯攻贵阳,贴出标语要“打进贵阳城,活捉蒋介石”,这一步棋下了以后,那是必然能把离贵阳最近的滇军三个旅调出来。

只要调出了滇军,那么就为我红军主力西进云南,从云南北部渡过金沙江创造了条件。

为了保证时间上的优势,毛泽东在四渡赤水之后,接着又下了一步棋,作出东渡乌江,进入湖南与红二、六军团汇合的架势,这样一来,又把往贵阳赶来救驾的中央军继续往东调出了一大段距离。

这个时候,我军迅速穿过贵阳、龙里一带,朝着相反的方向向西急进,终于跳出了蒋介石的包围圈。

战略战术的完美结合,创造出了四渡赤水的神话。

可是当我们去研究这个过程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所谓调动敌人,其实就是提前判断我军的每一步行动,会引起敌人方面的哪些变化?
然后设法使得局面的变化朝着有利于我军的方向去行动。

当然,这里面也会有一些偶然的事件发生,常常是无法完全预料的。

比如,原本毛泽东一开始三渡赤水的时候,只是想把中央军调到古蔺一带,这是他计划之中的,可是这个时候也有运气加成,就是三渡赤水不但把蒋介石的中央军调到了古蔺一带,而且还把蒋介石本人调到了贵阳,这一点应该是毛泽东之前没有预料到的。

偶然的,运气的成分当然不是我们可以掌握的,但是必然的部分,可预知的部分,却是我们应该发挥主观能动性,极力去促成的。

这当然考验的是一个人的战略眼光,可是什么是战略眼光?把四渡赤水捋一捋我们就知道,就是从全局出发,去看每一件事的发生,会引起周围的哪些事物的变化?怎样变化?同时又会引起事物将来阶段的哪些变化?

这就是战略眼光,丝毫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不过是需要我们不断的学习、实践以后才能掌握罢了。

用《毛选》里的定义来看,什么是战略?
“只要有战争,就有战争的全局。世界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一国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一个独立的游击区、一个大的独立的作战方面,也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凡属带有要照顾各方面和各阶段的性质的,都是战争的全局。
研究带全局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略学的任务。研究带局部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役学和战术学的任务。”——《毛选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战略研究的是全局,全局研究的是各方面和各阶段,而研究各方面和各阶段用到的就是联系和运动的观点。

联系,就是联系一事物与周围事物之间的关系,其中一件事物的变化,会引起周围事物的哪些变化?
而运动,就是看一件事物的变化,会引起这件事物在将来如何的衍变和发展?

当我们用联系和运动的观点看问题的时候,其实就是开始学着用战略的眼光看问题了。

4.3 革命精神

在我们前几天公众号更新四渡赤水最后一章的时候,我就看到很多读者留言问了同样一个问题:三渡赤水中负责调动敌人进入古蔺一带的那个佯攻团,后来怎么样了?

他们当然跳出来了,当国民党中央军主力发现上当以后,立刻就转兵向东,去解贵阳之危去了,所以这个团并没有遭受重大损失,并在后来追上了大部队。

可是,在长征的过程中,因为执行各种作战命令牺牲的红军官兵仍旧是数不胜数的。

湘江战役中负责殿后的红三十四师全军覆没;
红军主力离开遵义之后,被留在了遵义的红军伤病员,遭到了军阀、劣绅的残酷虐杀,光是黔军师长柏辉章就在遵义城内连续屠杀三天三夜,城内600多名红军伤员以及收养他们的百姓遭到屠杀。
更不用说那些牺牲在战斗中,冻死在夹金山上,饿死在草地里的官兵们了。

毛泽东说过:“全局性的东西,不能脱离局部而独立,全局是由它的一切局部构成的。”

战术上的胜利无法决定战略的胜利,可是战略的胜利却必须依赖战术去完成。

没有红军的敢于牺牲精神,没有他们坚韧不拔的毅力,没有大家团结一致的行动,要实现四渡赤水也是不可能的。

可是这样的团结是哪里来的呢?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从三湾改编建立“士兵委员会”开始,到井冈山时期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再到古田会议整顿“单纯军事化思想”,这一步步走来,在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吸取了极大的教训之后,才塑造出了红军那种近乎趋于人类极限的精神力量。

否则,如果是换一支部队来实现毛泽东的战略战术计划,光是让他们动不动就一个昼夜奔袭一百公里,这事可能就没法继续下去了。

你能想象去老蒋的队伍里干政委的活儿有多尴尬吗?

你去队伍里搞政治动员,激情洋溢的说道:“兄弟们,这两天要连续奔袭一百公里,完成党国赋予我们的作战任务。”

底下立马窃窃私语:“不行啊,这样的任务咱做不到啊。”

你再调整一下语音语调,加入一点感情说道:“兄弟们,这是党国赋予我们的伟大使命,我觉得我们英勇的战士是一定可以完成的。”

此时,底下立马出现一个声音:“不好意思,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

你说吧,这活儿还能不能干?

5. 战略退却和逃跑主义

作者:八角楼上

5.1 战略退却

战略退却,是一个很常见的军事术语。

它指的是当面临强大敌人,我方处于弱势和不利地位的时候,采取的暂时撤退,保存实力,寻觅战机,力图再战的一种军事手段或策略。
什么事情都不可能一帆风顺,都是顺境和逆境并存的,当敌人处于优势,我方处于弱势,敌人在向我们进攻的时候,如果有人认为完全不需要采取防御和退却的策略,而只是蛮打硬拼,那他就是天下第一号的傻子。

但是反过来,退却也分为两种:一种是战略退却,另一种则是逃跑主义。

其中区别在哪里?

核心的区别就在于:一个是有方向、有计划地撤退,另一个则是无方向,无原则地撤退。

也就是说在退却的时候,你是积极主动地朝着既定方向有计划有组织的撤退?
还是被人家追着毫无目的的四处逃窜,被动应付?
前者就叫战略退却,后者就叫逃跑主义。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四渡赤水,四渡赤水的时候已经不是敌强我弱那么简单了,而是敌极强,而我极弱,任何一步的行差踏错,都有可能迎来被团灭的结局。

红军遵义会议以后,把下一阶段的军事目标定为: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可是还没等北渡长江,就在土城吃了个败仗,与川军打成了拉锯战。

红军那时候能打拉锯战吗?打不了,太虚弱了,一旦陷入拉锯,下一步就是失败。
怎么办?只能撤退。
往哪里撤退?毛主席的方向是很明确的:往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去。

于是就有了历史上著名的一渡赤水。
一渡赤水是典型的战略退却,退却的目的是为了保存自己,而最终的目的还是要北上去找红四方面军,这个方向是很明确的。

可是一渡赤水只是暂时实现了保存自己的条件,还没有实现甩脱包围圈、创造北渡长江或者金沙江的条件,敌人很快又围了上来,于是又有了二渡赤水。

二渡赤水实际上还是在保存自己,但是这个时候我军已经掌握了较多的主动权,毛主席开始尝试着在运动中寻找战机,补充自己,调动敌人。

二渡赤水重占遵义以后,我军局面稍微好转了一点,得到了一些补充,但是此时还是没有摆脱敌人四面包围的处境,于是后面又有了三渡赤水和四渡赤水,这两渡相互连接,一气呵成,不仅甩脱了敌人的包围圈,而且创造了直逼贵阳,调出滇军的目的。

滇军一出,这就为红军转兵云南,北渡金沙江创造了条件,从而实现了北上与四方面军会合的战略性胜利的一步。

这四渡赤水的每一渡都有不同,但是又都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不管是哪一渡,都是在为最终的目的地: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创造条件,也就是说:它的方向性很明确。
既然土城一战证明了,想要一步实现北渡长江的计划是不可能的了,那就战略退却,但是每退一步,又恰恰是在为下一步创造条件,最终还是要北上会合红四方面军。

可以说,不管处境多么艰难,敌人多么强大,中央红军的行动方向一直都没有变,只不过因为面对强大的敌人,身处逆境,因此实现的过程变得更加曲折蜿蜒了。

这就是后来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所说的:

“为了进攻而防御,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向正面而向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是许多事物在发展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现象。——《毛选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这段话其实是有两层含义的:一方面它说的是为了走直路,不可避免地要走弯路。

但是其实它还有另外一层含义:那就是说走弯路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走直路;后退的目的,还是为了进攻。如果忽视了这一点,那就真的只剩下弯路和退却了。
这就不是什么战略退却,而是逃跑主义。今天东边追的紧,就往西边跑,明天北边追的紧,就往南边跑,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方向和原则统统丢掉。

5.2 逃跑主义和消极退却

所以,从来不是说不可以退,退却在任何事物的发展中都是必要的。

因为你不可能每一步都能按照预想的进程来,总会有各种意外,各种逆境,甚至包括阶级敌人的强大进攻。

整个土地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事实上长时间都是在敌强我弱的环境下进行的,困难要比顺利多得多,但是作为领袖的毛主席,从来没有忘记,并且从来不屑隐瞒的说:“我们的将来纲领和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毛选第三卷,论联合政府》
这是方向性和原则性问题,而当时把革命性质定义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不搞社会主义革命,这是阶段性问题。
阶段性问题,不能否定或是代替掉方向性和原则性问题。

后来新中国成立以后,搞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上也有这种战略退却。

比如:大家所熟悉的共产风。

共产风的实质是什么?就是生产关系超越了当时的生产力,不适应当时的生产力,因此就必然造成生产力的破坏。

把群众的生产成果,生活资料都共了产,把群众之间的私人债务一风吹,完全不考虑私人占有和劳动者的差异,一平二调,这就损害了群众生产积极性,作为生产力要素的劳动者,就会消极怠产,这不就破坏生产力了吗?

怎么办?既然超越了当前的生产力现状,那就退,积极的退。
把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区别开来,肯定集体的生产成果,不能打着公有制的旗号,随便去调拨人家的东西。
集体里面,公社所有制太大,那就改成生产队所有制,生产队所有制太大,那就改成生产小队所有制,生产小队所有制太大,那就改成初级社所有制。

总之,退到哪一步更适应生产力,那就退到哪一步,就算是退到新民主主义的土地农民私有制,那也不是不行,只要它是更符合当时生产力实际状况的都可以。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是土地农民所有。

事实上,不管是新民主主义时期坚决支持土地私有,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坚决主张退赔刹住共产风的第一人,都是毛主席。

这在当时很多人看来,非但不可思议,甚至有抵触情绪,他们认为已经开始的全民所有制形式的公有制是很先进的,为什么要倒退回集体所有,甚至生产小队所有?

这不是开倒车和右倾主义吗?

为了刹住共产风,扭转干部思想,毛主席在郑州会议上说了一些分量很重的话:“我现在代表五亿农民和一千多万基层干部说话,搞‘右倾机会主义’,坚持‘右倾机会主义’,非贯彻不可,你们如果不一起同我‘右倾’,那么我一个人‘右倾’到底,一直到开除党籍。”

这就是我们说的战略退却,之所以退,是因为很多地方的全民所有制的公有制,或者太大的集体所有制的公有制形式,在当时的条件下超越了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必须要退。
但是这与逃跑主义,消极退却的根本区别在于:这种退却又是在以坚持农民集体化,农业机械化,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大方向上的战略退却。

退的目的,最终还是为了进。

这就是为什么一方面毛主席坚决退赔,坚决刹住共产风,另一方面他又始终把公有制,把社会主义当作指引前进方向的原因。

5.3 坚持方向和原则

坚持方向和原则,在方向和原则的指导下退却,是战略退却,退的目的是为了进。即使不小心多退了几步,那都不是什么大事,只不过晚一点到达目的地而已。

但是如果把方向和原则丢了,那一旦退起来,就是兵败如山倒,一泻千里,退完再想进,当真是难如登天了。

前几天有读者聊起“破”和“立”的辩证关系,什么是“破”,什么是“立”,什么又是“不破不立”。
原本道理很简单,破就是把不好的东西,不符合客观规律的东西破掉,比如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就是要把等级森严、居高临下、特权私用、权力寻租、剥削、压迫、人欺负人这一系列不好的东西和制度破掉。

不好的东西,不符合客观规律的东西破掉以后,正确的、好的、符合客观规律的东西才能更好地立起来。

可是,如果有人要把公有制的方向和原则破坏掉,把私有制的放任和蔓延立起来,这是哪门子的不破不立?

这当真是又破又立,把好的破坏掉,把坏的立起来。
总之,在方向和原则指引下的退却,是战略退却,而丢掉了方向和原则的退却,不是退却,是逃跑,是在强大敌人进攻下的丢盔卸甲。

回到战略退却这个词的军事属性,这个世界上,任何一本有价值的军事书,任何一个比较聪明的军事家,而且无论古今中外,无论战略战术,没有不反对消极退却和逃跑主义的,只有最愚蠢的人,或者最狂妄的人,才捧着消极退却和逃跑主义当法宝。

然而世上却偏有这样的人,做出这样的事。

6. 四渡赤水,超越三大战役的封神战例

作者:远方青木
毛泽东,中国伟大的政治家、文学家、哲学家及军事家,解放战争三大战役的最高军事指挥官。

1960年5月,二战名将蒙哥马利访问中国,对毛泽东说:
“我读了您的军事著作,研究了您指挥的战役,特别是三大战役,那可是您的得意之笔,可以与世界上任何伟大的战役相媲美。”
毛泽东闻言摆了摆手说:

“不,那不是我的得意之笔,我的得意之笔是四渡赤水。”

三大战役直接锁定了中国解放的胜局,可以说是中国军史上的最大战功。
为何在毛泽东眼里,成功指挥四渡赤水才是其军事上的得意之笔。

6.1 红军最黑暗的时刻

1935年1月7日,在湘江战役中损失惨重的红军来到了贵州遵义。

1月15~17日,我们在这里召开了遵义会议,彻底反思党的行为,纠正了持续四年之久的王明”左”倾错误,变相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

红军的最高军事指挥权,经党的一致决议,事实上交给了毛泽东同志,虽然任何军事决议依然要20多人的中央政治局投票通过才行。但毛泽东拿到的,是一个近乎死局的稀烂局面。

红军仅剩3万余人,而蒋介石派出了近40万追兵,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四面合围。

国民党军携大胜之威,又有先进的武器装备,而红军在强渡湘江时失去了所有的重武器,物资也极度匮乏,大败之后士气低落。

哪怕1比1的兵力,红军都打不过。而现在的兵力,是10比1。

只要有一支国民党部队缠住了红军主力,那立刻就是全军覆灭的局面,没有丝毫侥幸可言。

但只要能挺进四川,和红四方面军汇合,得到生力军和物资的补充,中央红军就能摆脱覆灭的命运。

1月24日,红军攻占土城,但川军的2个旅紧随不舍,死死的咬在我军后方。
军委决定,集中红军主力,在土城、青岗坡地区对尾随的2个川军旅发起猛攻,争取消灭或重创这2个旅,令敌人不敢过近的追击我军。

战斗开始后,川军的战斗力让红军大吃一惊,远远超过之前和我军交手的黔军,而且敌军的指挥速度相当之快,趁两军交手之时,川军还有4个旅急速扑来。

不得已,我军主动脱离了战斗。这一战中,红军倾尽全力,甚至连干部团都投入了使用。但损失惨重。中央军委经集体讨论决定,放弃赤化四川的想法,西渡赤水河,从另一个方向入川,再寻机北渡长江。

1月29日,我军一渡赤水。发现红军动向后,川军以12个旅的兵力在红军前进的各个可能方向布下防线,并在长江两岸都布下重兵,坚决不让红军有丝毫机会入川。

2月8日,红军夺取扎西,在这里召开了扎西会议。在会议上,毛泽东总结了土城战斗的经验教训,主动承担了指挥和判断失误上的责任,并提出一个出人意料的想法。

毛泽东认为,根据最新的形势,择机北渡长江已经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们不能再向西走了,应该走回头路,重新回到贵州境内,调动敌军,择机跳出包围圈。

1935年2月18~21日,红军东渡赤水河,杀回黔北,再次攻击遵义。

蒋介石对此情报十分怀疑,在2月21日的日记中写道:“匪向东窜乎?”

黔军王家烈在得知红军东渡赤水的消息后,组织大军在娄山关一线布防,欲阻止红军东进。

中央军委下令,五、九军团在后方构筑工事阻滞川军的追击,一、三军团向遵义-娄山关附近的黔军发动进攻。

2月24~28日,红军发动了娄山关战役。这场战役中,红军共击溃和歼灭敌军两个师共8个团,俘敌3000人,缴枪2000余支,子弹10万多发,取得了长征以来的第一次胜利,而且是大胜,打光了黔军王家烈的老本,并补充了大量军用物资。

蒋介石日记中是这么形容娄山关战役的:“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

这一仗是打赢了,但对于红军的战略劣势却没有帮助。红军没有根据地,得不到任何兵员和物资的补充,而蒋介石可以源源不断的补充兵力。

只要没能跳出包围圈,红军必然是死路一条,再多胜仗都没用,慢慢耗都被耗死了。

长期以来,就有很多红军指战员对毛泽东主张多跑路,少打仗,在运动战中择机消灭敌人的主张非常不理解。

大胜之后,红一军团的林彪和聂荣臻建议红军发动“打鼓新场战役”,认为这一仗打赢的概率非常大。

3月10日,洛甫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林聂等人的战斗计划。
在会议上,所有人一致同意“打鼓新场战役”的提议,认为其作战计划非常合理,胜利的可能性很大,打赢这一仗可威慑敌胆,提高红军士气,并利用缴获的物资补充自身。

只有一个人不同意,那就是毛泽东。毛泽东认为,红军不能打固守之敌,哪怕打赢也没有意义,我们无法在这里建立根据地,国民党军一来我们就要立刻离开,这场战役毫无战略意义,无论输赢都只是白白牺牲红军将士而已。

而且红军12日才能赶到打鼓新场,届时滇军很有可能也已经赶到了那里和黔军会合,同时川军也能侧击红军。

但会议上没有人支持毛泽东的看法,最后王稼祥说那就投票吧,少数服从多数。反对票只有一张,那就是毛泽东自己,支持票高达20多张。连朱德和陈云都认为应该打这一战,投票比例是碾压式的。

最后毛泽东急了,说如果大家坚持要发起“打鼓新场战役”,那他就辞去红军总政委之职。但参会之人依然坚持己见。不得已,毛泽东宣布辞职,并退出会议。

最终,中央政治局形成决议,免去毛泽东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职务,发动打鼓新场战役,由周恩来起草进攻打鼓新场的命令,作战指令应于11日凌晨下发。
10日深夜,担忧红军前途的毛泽东提着一盏马灯,走了6里的山路去找周恩来。
当时周恩来刚写好作战命令,正准备休息,毛泽东就到了。

毛泽东和周恩来说,还是再研究研究,于是两人连夜找到朱德。最终,毛泽东说服了周恩来和朱德,作战命令暂缓下发。

天亮后,经周恩来提议,中央继续开会,重新讨论进攻打鼓新场的问题。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三人,终于说服了众人放弃了打鼓新场战役计划,并在3月11日以朱德名义下达了不进攻打鼓新场的命令。

3月11日深夜,前线传来最新情报,打鼓新场附近出现大量敌军。

事实证明,毛泽东是对的,红军避免的覆灭的命运。“打鼓新场风波”引起毛泽东的思索,他向周恩来、张闻天提出,军事指挥不能搞“少数服从多数”,战场瞬息万变,20多人讨论来讨论去不利于红军的命运,权利必须高度集中。

张闻天认为毛泽东的意见有道理,中央政治局很多人并不懂军事,却要不断的参与会议去讨论,这确实不合理。

3月12日,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了毛泽东提出的集中军事指挥权力的建议,全票通过。会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王稼祥、毛泽东组成的三人军事领导小组,负责一切战争指挥权利。

三人军事小组的成立,标志着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中的统帅地位,得到了初步的确立。

6.2 跳出包围圈

拿到最高指挥权后,再也没有人阻拦毛泽东实行他那天马行空的想法了。毛泽东立刻改变了红军的整体策略,放弃了在川黔边境建立根据地这种不切实际的计划。

3月16日,红军大张旗鼓,在贵州茅台镇三渡赤水,摆出一副佯渡长江之势。

这次行动把蒋介石搞晕了,他在3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匪由茅台西窜。其再转南?转北?抑留一部于东面乎?”

但毛泽东渡过赤水河后,其实根本没有离开,而是下令全军在赤水河二三十里的范围内找树林隐蔽,休息待命。

3月20日,蒋介石完成了新的作战计划,电令大军追击,集中重兵于赤水河西,令国民党军向黔西北方向进军。

在蒋介石电令下发的当天,红军悄无声息的折返转东,四渡赤水,出现在了赤水河东侧方向。

然后,红军兵锋急剧转向,全速向南移动,直扑贵阳。红军向南,国军向北,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4月4日,红军击溃黔军5个团的狙击,歼敌2000余人,把国民党的部队彻底甩在了身后,兵临贵阳城。

而此时的贵阳,因为位于大后方,蒋介石仅在身边留下4个团,兵力极度空虚。
毛泽东命令部队大肆宣传“攻打贵阳城,活捉蒋介石”的口号,吓得蒋介石急令在滇东北方向镇守的孙渡纵队前来救驾。

孙渡主力3天急行军400里,从大定赶到了贵阳。很忠心,很能干,只可惜蒋介石没有诸葛亮那么镇定,不敢唱空城计。

毛泽东其实根本没有打贵阳的想法,这么大的坚城哪有那么好打,一个不慎就是被合围的局面。

宣称自己要活捉蒋介石的唯一目的,就是把孙渡部给调走,而蒋介石也果然中计。孙渡部离开滇东北方向后,蒋介石的战略大包围圈终于出现了一个致命的缺口。

毛泽东率红军,从孙渡部镇守的通道进入了滇东北,随后强渡金沙江,扬长而去,彻底跳出了包围圈。

三渡赤水和四渡赤水的辉煌胜利,摆脱了湘江战役以来红军一路被追着打的局面,逆转了中央红军濒临覆灭的战略劣势,毛泽东也彻底树立了自己的军事领导权威,从此带红军走上了一条强盛之路。

为啥我军屡屡提及四渡赤水,又对茅台镇那么有感情。那是有原因的。喝茅台,其实是纪念三渡赤水这一中国革命战争战略转折点的一种方式。

四渡赤水时间跨度长达3个月,蒋介石共动用了150个团近40万人,分为了6支主力对红军围追堵截,每一支主力都远大于红军的总兵力。

而红军只有3万人,只敢打一打零散的小部队,要是和蒋介石任何一支主力部队碰面,立刻就是全军覆灭的结局。

央视的纪录片,曾经把国共两军的行动路线做成了动态图,连行军速度和位置都严格对应时间点。大家可以一目了然的看出,当初两军指挥官的心智对决,是多么的神奇。

什么叫团战神级走位,这就是。四渡赤水的战略并不是一开始想好的,而是根据国民党军的位置变化而不断修正我军战略所最终产生的军事战果。

其中用到的计谋,包括但不限于“声东击西”、“金蝉脱壳”、“调虎离山”、“敲山震虎”等等。

简直就是孙子兵法的实战操作版。最终,红军跳出了包围圈,把死局给走活了,而且用极端困难的情况彻底证明了毛泽东的领袖才能,为日后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这一切的最大转折点,就是三渡赤水,渡口位于贵州茅台镇。

7. 四渡赤水为何成为毛主席封神之作?

作者:遨游之舟

经过一次大惨败以后,你临危受命,成为团队的掌舵者。欲戴王冠,必承其重。

你不得不面临这样的智慧考验:面对人数十倍于你的对手,控制周围各个地盘,并从四面合围逼近,你如何带领团队遁出生天?

在这一方区域,你奔逃到哪,对方大手一挥,就追到哪,截到哪,硬闯又过不去,不闯则包围圈越缩越小。

形势危急,却进退两难。大伙把整个团队托付于你,敌人的脚步声越来越近。
你的大脑里满是问号——怎么办?怎么办?从来没有如此迫切的渴望一套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方案——挽救团队生命的思路答案。

这道难题,换成李德、博古,换成普通人,大概率无奈之下凭热血硬拼、硬闯几下,然后无力回天、叹息命运不济罢了。

毛主席给出了一篇精彩绝伦的满分回答。
其中,一边打,一边利用战机和构思全局。思维如水随形。
其中,一环环虚实转化、声东击西,步步达成阶段目的,最后图穷匕首见,一举实现战略目标。

其中,实事求是和矛盾分析,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在毛主席高超操作之下,面临国民党40万大军围追堵截,凭借湘江战役后仅剩下3万多人的红军,牵着敌人的鼻子转战千里,成功杀出了包围圈,成就世界军事史上以少胜多的典范案例。

1960年,毛主席会见英国二战名帅蒙哥马利时,后者对他指挥的解放战争三大战役表示叹服。

毛主席却说,“四渡赤水才是我平生最得意之作!”

7.1 首先弄清楚,四渡赤水的博弈核心是什么?

四渡赤水经典案例发生在遵义会议之后。
蒋介石的意图:遵义会议期间,蒋介石调集四十万兵力从四面逼近,企图将中央红军三万五千多人围歼于乌江西北地区。

我军的意图:为摆脱围困局面,根据遵义会议确定的方针,中央红军意图从遵义出发,择机渡过长江,进入川西或川西北,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北渡长江,可以获得援军和补给,并打开更广阔的空间)

下图,黑圈为国民党意图围歼红军范围,红箭头为红军意图方向(战略目的是过长江,具体路径、具体渡江点依实际情况存在变数)。

问题是,我军这个战略意图并不隐晦,蒋介石是看得出的。

这就麻烦了,对棋博弈,所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而蒋介石军队数量多,红军想要去哪,都会被堵截,而且对方人多势众,硬闯是不行的。

生机何处寻?我们细看。在蒋介石的算盘中,他只是猜到北渡长江是红军的战略方向之一,同时还有去湘西与红2、红6方面军会合的可能,还有在川黔滇流动游击或建立根据地的可能。

仅就北渡长江战略方向而言,长江那么长,选择哪个渡江点也是不清楚的。只能根据红军的动向判断。

这就导致蒋介石对红军的战略意图判断并不精准,并且需要分散兵力多处设防。

毛主席就是要在蒋介石眼皮子底下,以迷惑走位,北渡长江。
这是毛蒋双方的博弈核心。

7.2 一渡赤水

在遵义重整旗鼓后,红军计划北上先拿下土城等地,再从泸州至宜宾地段北渡长江,一举摆脱敌人追剿。

土城战斗打响。由于对川军的人数和战斗力估计不足,毛主席复出打的第一仗打的很不利。

博古挖苦道:看起来,狭隘经验论者指挥也不成。

为避开强敌, 毛主席根据各路国民党军队正奔集而来进行围堵的新情况,判明原定在此段北渡长江的计划已不能实现,决定迅速撤出战斗,渡赤水河西进。

1月29日凌晨,毛主席带领红军从土城向西渡过赤水,进至川南的叙永、古蔺地区,再寻机北渡长江。国民党派重兵防守川黔边境并封锁长江。(两次直接北渡长江而不得。你去哪,对方就堵到哪。普通人到此也就陷入思维困境了。我们看毛主席如何破局)

毛主席立刻指挥各军团避实就虚,摆脱川军,进入云南省威信县扎西地区。
下图,实线箭头为红军主力进军方向,虚线为当时意图目的方向。

在这里举行了扎西会议,研究战略方针。
毛主席判断蒋军主力大部被红军吸引至此,遵义北部将出现兵力空虚,红军可以出其不意打回去。
于是在会提出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的主张。
《孙子兵法·虚实篇》:
故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
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
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
防备前面,后面就寡弱;防备后面,前面就寡弱;防备左边,右边就寡弱;防备右边,左边就寡弱;处处防备,就处处寡弱。

国民党的兵力是有限的,为围剿红军,往这边调集的多了,另一边就必定少,这就产生弱点了。
辩证法:
①要善于抓住主要矛盾,集中力量解决关键问题。处处设防,就会处处薄弱,胡子眉毛一把抓,结果什么也抓不住。
②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寡与众是矛盾的双方,在”处处防备”和”迫使敌人分兵防我”的条件下,寡与众的位置可以相互转化。
③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应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积极创造条件,促使形势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7.3 二渡赤水

当川军和滇军从南北两个方向进逼扎西时,红军随即放弃渡江,于2月中下旬在二郎滩、太平渡东渡赤水回到贵州。

红军集中主力进攻守备空虚的桐梓和娄山关以南的黔军,乘胜再次夺取了遵义,先后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队两个师又八个团,俘敌约三千人,取得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第一次避实击虚)

毛主席登上娄山关,极目四望,吟成《忆秦娥•娄山关》: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
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一个月内两渡赤水,红军来了个“折返跑”,抓住敌人空虚弱点,在机动灵活的运动战中寻机歼灭敌人。

正如二渡赤水前,中央发布《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指出:
为了有把握求得胜利,“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

7.4 三渡赤水

一渡赤水是为了换个地方再次试图过江,二渡赤水为了避实就虚、重占遵义。
此时,毛主席胸中已然构思出一个跳出重重包围的方案。三、四渡赤水,完全是主动让敌人绕圈子,有意撕开国民党军事部署之间的裂缝,开启北渡长江的机会窗口。

红军重占遵义后,蒋介石立即调整部署、指挥军队再次向遵义一带合围。
(我方跑去哪里,蒋介石就跟到哪堵到哪,敌军为我所调动。说明战场的主动权已然在我。)

敌军合围而近,怎么办?主动攻击?原地防御?继续逃跑?毛主席给出的策略是:迷惑对方,指挥红军由遵义再次向西而去!
(由于红军的行动忽东忽西,飘忽不定,迂回曲折,穿插于国民党重兵之间,使蒋介石根本无法摸清红军的战略意图,只得分散兵力,四面防堵)
红军从茅台附近第三次渡过赤水河,向西进入川南古蔺地区,摆出北渡长江的姿态。

蒋介石得到飞机侦察的情报,将国民党主力引向赤水以西地区(还记得“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吗?那么此时此刻,敌军在赤水以东地区是不是“寡”了?),并且误以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忙调集各军迅速奔集川南古蔺地区。

但实际上,红军的举动不过是个幌子,摆出北渡长江姿态的只是一个团兵力,主力却在附近山沟丛林里隐蔽集结!

7.5 四渡赤水

成功迷惑敌人,使之误以为红军在此处欲北渡长江后,毛主席却随即指挥红军又一次向东,并向各军团发出指示:“这次东渡,事前不得下达,以保秘密”。(第1次声东击西)

红军在太平渡、二郎渡神速地第四次渡过赤水河,挥师国民党兵力空虚的黔北!(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第2次避实击虚)(黔:贵州简称,黔北,即贵州北部)

接下来,以实就虚,连克黔北,迅疾南下,进而南渡乌江,这次前锋直逼贵阳。

为什么剑指贵阳?此时,蒋介石正亲自在贵阳督战。而这时候国民党主力还在赤水河西面呢!

蒋介石非常焦急,立即从云南调兵奔赴贵阳,不料,这又中了毛主席设下的圈套。

毛主席说: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果然,敌人完全按照毛主席的指挥行动了。我军以一军团包围贵阳东南的龙里城,虚张声势,迷惑敌人,打出活捉蒋介石的口号。(第2次声东击西)

红军主力却一路向西疾进!部队就像插上了翅膀,一天就走一百二十里,与驰援贵阳的滇军背道而行,直插云南!

此时滇军主力全部东调,云南后方空虚,我军入滇,吓得云南军阀胆颤心惊。 (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第3次避实击虚)

此时,毛主席一面派先锋团虚张声势直逼昆明,迫使云南调兵固守昆明,削弱金沙江的防务,一面率主力迅速北全部渡过金沙江。(第3次声东击西)
(金沙江为长江上游。至此,红军经过迂回走位,打乱了敌人的部署,最终实现了北渡长江的战略意图)
下图:实线为红军主力方向,虚线为部分兵力虚张声势方向。

国民党薛岳率领追兵赶到金沙江边时,红军已经过江第七天了。
船只已经烧毁,只能隔江兴叹矣。
这样,在毛主席三次避实击虚、三次声东击西、四次渡过赤水的巧妙构思下,红军成功跳脱40万敌人大包围套小包围的绝境!取得了战略转移中的决定性胜利。

8. 从四渡赤水,看矛盾思维如何现实应用

作者:遨游之舟

四渡赤水典范案例的模型,可以简化为:

十个人从四面逼近要围着打你。
你只有向北过河,获得更大空间和伙伴支援,才能逃脱。
可是你走到哪,对方就堵到哪。
不过河,迟早会被围着打死;过河,对方一群人就会跑去守河,硬闯也是死。
问,你如何才能过河?
一针见血而又生动形象:“像打篮球一样的假动作。来回晃。然后一个变向,加速,急停。把球投进去”

上一篇文章《四渡赤水为何成为毛主席封神之作?》中我们提到,国共赤水河博弈,在毛主席依靠三次避实击虚、三次声东击西、四次渡过赤水的曲折走位,带领红军成功跳脱了40万敌军大包围套小包围的绝境。

而第一次、第二次渡赤水,意图直接渡长江,事实证明是绝无可能的。
这里有一个问题:从哲学或思维上,如何看四渡赤水的高明之处在哪里?

8.1 逃跑的哲学

从哲学上讲,多数人遇到问题,是从A到B的直线思维,直接奔着目的去。而四渡赤水,正是以矛盾思维克服形而上学直线思维的典范。

我党的战略意图就是北渡长江,但是你要直接奔着去是一定过不去的,对方会守得死死的。

一定要折线走位,把对方绕蒙圈,兼带敲打其弱点部位,甚至到老巢附近“将一军”,打乱他的部署,然后虚晃一枪,出其不意,一举而过。

现实中,从A往往无法直线到B。尤其在博弈中,必须走曲线。

老子在《道德经》讲: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

孙子在《军争篇》中指出: 军争之难者,以迂为直,以患为利。

现实中,直观上的直线往往是效率最低的,甚至是无法完成的。办事如此,说话如此。这是现实的复杂矛盾性的必然。

所以长征时,批评博古李德是逃跑主义。就是脑子一根线,只知道一味逃跑。虽然本质上是逃跑,但是这样一定跑不掉。这就是直线思维。

如何才能跑掉呢?要向毛主席指挥四渡赤水战役,攻逃结合,逃中有攻。

所谓“机动灵活的运动战,歼灭敌人一部或调动敌人,从而制造战机”,打乱对方的追剿,如此才能逃脱。

本质是逃,但是现实中,一味逃便逃不掉。有攻才能逃,以攻助逃,攻就是逃。这就是矛盾思维。

8.2 防守的哲学

如何守也是如此。一味守也是守不住的,要攻守结合。第五次反围剿,博古、李德被批评为单纯防御主义。

强敌来攻,只知道节节抵御,同样是直线思维。如何才能守住呢?还是矛盾思维:攻守结合,以攻助守。

回顾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提出的打破第五次反围剿的方法:
一个是,派出一部逼近蒋介石统治腹地,并在周边广阔地带流动作战,令其围剿军队回援(参考围魏救赵)。
另一个是,将围剿敌军调至湖南,依靠有利地形,寻机歼灭追敌(参考马陵之战)。

第五次反“围剿”进行两个月之后,当福建事变出现之时,红军主力无疑地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

到打了一年之久的时候,虽已不利于出浙江,但还可以向另一方向改取战略进攻,即以主力向湖南前进,不是经湖南向贵州,而是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此计又不用,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就最后断绝,剩下长征一条路了。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这个攻守结合,才能守住,就是毛主席说的“积极防御”,而只知道一味抵御,直线、片面、僵化的思维,就是博古李德的“消极防御”

毛主席进一步道出:为了进攻而防御,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向正面而向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是许多事物在发展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现象,何况军事运动。

这是思维方式和哲学方法论的问题,不光是军事问题。对我们现实中分析和解决问题都有启发意义。

8.3 例子:用矛盾思维,而不是直线思维

先看求是学社两个讨论例子。

例一:前几天晚上,求是学社3班有个小伙伴提出这样的问题:
“因为跟好朋友政见不同吵了好几次,感觉友谊的小船真要翻了,咋办好呢?群里的各位能不能给我出出主意呀?”

遨游之舟:好朋友之间唠嗑也是矛盾思维。
你否定人家之前,先从某个角度肯定一下(哪怕违心的肯定),不然,直线思维,直接去否定,那么你滔滔不绝阐述自己观点的每句话,他都当放臭气。
真的。

你的内心想法是否定对方,让对方接受你的不同观点。但是,你只有一定程度肯定他,对方才有接受你观点的可能。没有肯定就没有否定,辩证法是也。

例二:3班另一个小伙伴分享了这样一件事:
“ 我认识一个大姐,领导不待见她的时候,她会跟领导发个火(斗争性),让领导知道她不是好惹的,过一阵子又找机会跟领导套套近乎,服服软(同一性),几番操作下来,领导对她还挺好的! ”

拉中有怼,才能怼的更长久;一味怼,几个会合,单位就找不到你了。

8.4 矛盾分析法:双向规定

矛盾就是对立面结合在一起。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矛盾分析法是分析事物的根本方法。

我们应把一切事物看成负阴抱阳的孪生体。从这个世界观出发,产生我们的方法论。那就是:
我们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一定要注意双向规定。

为什么呢?
一是防止极端失衡;二是克服单面缺点;三是两面互相促进。

1.您看《毛选》里政策和策略如何制定:
“民主基础上的集中,集中指导下的民主”
“进攻中的防守、防守中的进攻”
“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
“一手宣传单,一手手榴弹”
“ 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又绷着,又放松)
“团结——批评——团结 ”(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达到新的团结)

毛主席对待他的亲友、故旧,一直坚持自己定的“三条原则”——恋亲但不为亲属徇私情,念旧但不为故旧谋私利,济亲但不为亲戚撑腰。

2.又如邓公的:

外交: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既保守,又前进)
基本路线: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是变革,四项基本原则是约束)

这对我们工作和生活充满了无数的启示和指导。例如:你要批评别人,“否定之前先肯定”,防止炸毛;

你是个中层领导,遇到大小领导,心里要“大官小看,小官大看”,方能不卑不亢、进退自若。

3.以及,对于老祖宗的无数教诲,一晃子都悟了。比如:
对待鬼神态度:敬鬼神,而远之;
对待美女:发乎情,止乎礼;
对待钱财: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处世态度:外圆内方
做事期望:尽人事,听天命
…等等无数道理,都是从两面界定,不可偏向一端。否则必入歧途。

所有这些辩证的道理,写在字面上,大家一看,每个人都觉得我也懂。但是实际上,多数人在工作和生活上处理类似关系,常常是懵的、极端的,如坠迷雾、动辄获咎。

举一个例子。比如,对待社会上察言观色、迎来送往这一套,就得辩证看:既不能深恶痛绝、变成呆子,也不能丢失人格,一味曲意逢迎。

一要从两头找到中间合适的度,二要外圆内方,外面适当圆一些而内心有原则。这两点都是矛盾思维分析。说起来容易,听起来明白,但是你看看身边的人,身在事中之时,有几个做到的?

不仅如此。有的人沉迷鬼神命术,有的人无所畏敬;有的人禁欲主义、有的人放任自流;有的人过于死板,有的人过于圆滑;有的人作茧自缚,有的人不择手段。

这里“有的人”,也可以换成我们自己“有时候”。
我们常常受到一些人、一些事、一些情绪的干扰、刺激、误导,某些情形下,心态很容易发生变化,往往有偏激的想法和行为,有的人甚至“黑化”或者”消沉” 。

这个矛盾思维-双向规定,就是让你在恋爱、工作、创业、社会交往等人生的一切前进征途中,保持驶在中间的宽阔大道上,而不是开向过左或过右的马路牙子上发生肇事。

9. 毛泽东在四渡赤水战役中战略战术分析

作者:四渡赤水论坛

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在遵义会议之后,1935年1月19日至1935年5月9日,将近四个月的时间里,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的领导下,中央红军采取高度机动的运动战方针,纵横驰骋于川黔滇边境广大地区,积极寻找战机,有效地调动和歼灭敌人,彻底粉碎了蒋介石等反动派企图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狂妄计划,红军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战争不仅是力与力的对抗,更是智与智的较量。正确的谋略比任何手段都能更好地击中敌人要害,引起敌方心理震撼。下面,就四渡赤水战役中使用的战略战术进行简要的分析。

9.1 着眼长远、谋划全局,不计一时得失

战争并非仅仅是敌我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抗,更为重要的是双方最高统帅在军事指挥能力上的直接较量,其战略思维的优劣,将直接体现在对战争全局的控制上。四渡赤水战役就是毛、蒋二人在战略谋划上一次较量。中央红军血战湘江后,其兵力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为3万余人,元气大伤、弹药奇缺,补给匮乏;而蒋介石在湘江重创红军后,又集中40万重兵进行围堵,双方兵力悬殊。蒋介石的军事部署是,凭借优势兵力在红军可能突围的沿线布防,以逸待劳,从战略上讲,这对红军极为不利。

但是,蒋介石在实际作战指挥中,过分追求一战一役的胜败,把主要力量集中于对我军的紧追不舍,这实际上是舍本逐末的战术行为。与之完全相反,毛泽东牢牢握住跳出包围圈北上抗日的战略目标,不在意一战一役得失,因势利导,牵着国民党军队鼻子走,让国民党军队东奔西跑、疲于奔命。最后,红军胜利了,蒋介石失败了,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和毛泽东的思维层次、能力素质不在一个水平上,毛泽东的思维属于战略级的,蒋介石的水平更多属于战术级。战略和战术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可以针对某一具体事项判定孰是战略孰是战术。战略是目的、核心和理论;战术是方法、手段和技术。通俗点说,战略是面,战术是点。

9.2 红军的战术运用

9.2.1 迂回战术

迂回战术在军事上的解释是指避开敌人强劲的正面,攻击敌人较为薄弱一面的一种战术。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有自己的软肋,“拣弱的打”是毛泽东一贯倡导的作战原则,这也是长期敌强我弱战争实践中形成的一条基本生存原则。从创建人民军队之初我们就在敌人重兵包围、夹缝中生存,毛泽东比任何人都更明白这一点,他用民间通俗的语言风趣地比喻:“我们打仗,好比雷公打豆腐,要专拣软的欺;打仗又好比做生意,赚钱就来,蚀本就不干,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9.2.2 人海战术

人海战术是一种以数量和巨大的消耗换取其他方面优势的战术,包括时间、空间、进攻或防守。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简单的理解为以多打少,以众欺寡。它的基础是集中优势兵力,以数量增加整体的实力。国民党军40万重兵的围追堵截属于明显的人海战术。

遵义会议后,蒋介石最担心两个方面,一是中央红军渡过长江北上同红四方面军会合,二是中央红军东返湘西同红2、6军团会合,于是,国民党军队在这两个方向上严加布防的同时,对红军死追不放。然而,蒋介石万万没想到毛泽东会“舍近求远”,指挥中央红军对国民党军队防守较为薄弱地区实施战略大迂回,长驱云南、抢渡金沙江。由于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主力和红9军团实施巧妙的配合行动,使他长时间无法确切判明中央红军渡河地点,因而一再分散追击兵力,只能无奈地听任中央红军全部安然渡过金沙江。由此可见,毛泽东正是针对敌强我弱的特点,充分分析战场态势,在运动中寻求敌人弱点,避实击虚,灵活运用迂回战术,不仅保存了红军的有生力量,还使红军北上抗日战略得以实施。

9.2.3 情报战。

红军能够迂回穿插,声东击西,突破十倍于己的敌人围追堵截,靠的是什么?除了毛泽东高超的指挥艺术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红军已经掌握了国民党军队的最高机密——军事情报。对情报的重要作用,刘伯承有一个非常生动的比喻:“玻璃杯里押宝,看得一清二楚。”

1933年秋,廖承志从上海来到红四方面军,带来了中共中央给红四方面军的敌军密码破译法。当年红四方面军负责接待的傅钟回忆:“那本密码电报破译法万分宝贵。1935年春天,当一方面军为了冲破敌人的围追堵截,进行四渡赤水战役时,情况极度紧张,常常难以架设侦察电台,也多亏有了承志同志带来的破译法,才得以把我们的侦察电台截获的敌军情报,按中央军委指示,及时转了过去。”

众所周知,四渡赤水期间红军战术最大的特点就是四个字:敌变我变。在敌众我寡的战场上,“我变”的前提必须是确切掌握“敌变”的具体情况,为此红军时刻在紧张侦听对手每支部队的通讯。据长征中做电台侦听工作的钟夫翔回忆:“搞侦听的有好几个台,每台都抓住敌人一两个军,什么时候都听着它。那时敌人通报用密码,通话用明码,有时加点英文。他们在通话中什么都谈,部队的行动到什么地方,都互相告诉。这样,我们起码可以知道敌人的动向和驻地。另外,当时敌人使用的密码也比较简单,很容易破译。”这些回忆清楚地表明当年红军是多么严密地监视着对手的一举一动。

由于掌握了对手的通讯密码,红军能够轻易破译上至南京蒋介石,下至战场对面国民党作战部队的秘密电报,对国民党军队的战略部署和部队的动向了若指掌,牢牢把握了战场主动权。这就使得红军虽然人少装备差,但依靠情报支持和党的政策动员群众,同样能在战场上声东击西。反观国民党军队,对红军的动作一知半解,甚至一无所知,仅靠飞行员在空中用肉眼侦察,有时还会中了我军故意设下的圈套,侦察结果反而帮“倒忙”。因此,从战场信息掌控这一点来看,我强敌弱的形势是显而易见的。

9.2.4 心理战。

心理战术是通过与人的接触(或群体的接触),观察行为习惯,通过多方面的了解,总结出他的性格特点(或群体的心理状态),针对心理上的弱点,逐步攻破他(他们)的心理防线,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孙子兵法》中说:“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就是隐真示假,声东击西。

红军二渡赤水,重占遵义后,蒋介石大为震惊。为了彻底打垮我军,蒋介石甚至亲自到重庆“督剿”。他企图用第五次“围剿”的办法把红军围歼在遵义地区。红军领导人将计就计,故意在遵义地区徘徊,诱使更多的敌人前来围剿。蒋介石果然中计,认为彻底围歼红军的最佳时机已经来了,命令部队火速向遵义逼进。而为了进一步迷惑、调动敌人,毛泽东等人利用蒋介石最怕中央红军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心理,又突然率红军北进,三渡赤水,再次进入川南,摆出要北渡长江的姿态。

这些都是红军领导人“将计就计,投其所好”的谋略。从心理战的理论上说,就是要了解敌意,知道敌人需要什么,希望做什么,进而送上诱饵,使之上当。
几场仗打下来,国民党军再也不敢像长征刚开始时那样牢牢盯住我军,而是满心戒备,徘徊不前。纵使蒋介石再三强调命令部队对中央红军“紧追”“穷追”,但其各路“追剿军”始终不敢靠近。导致在每一步的作战行动中,国民党军队纵使绝大多数时间走大路,中央红军都是走小路、山路,但国民党军队总是比我军落后2天以上的路程,更不用提以1个旅、1个师突出冒进了,必须要等各个纵队全部到齐后才敢有所行动。这样,就相对地在时间和空间上,给了中央红军以更多的主动和自由。这也在中国战争史上留下了“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的经典。

10. 从“四渡赤水”之战谈毛泽东的军事指挥艺术

作者:谭晓明

摘 要:“四渡赤水”之战是世界军事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经典战例,指挥艺术中充满了军事辩证法思想,牢牢把握了“虚”与“实”的辩证关系。“四渡赤水”充分体现了毛泽东不仅深谙孙子兵法的精要之处,并且创造性地发展了水之形“遇虚则实,遇实则虚”与兵势暗合的兵家之妙。这是毛泽东对军事哲学中“虚实”学说的传承、运用、发展,将传统的“以虚示实、以实示虚”发展为“亦虚亦实”“即实即虚”,这是其借鉴和活用前人智慧的结果,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军事辩证法思想的理论宝库。

关键词:四渡赤水;虚实;因地而制流;因敌而制胜

“四渡赤水”是世界军事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经典战例,是毛泽东运动战思想的神来之笔。其中充满了多与少、弱与强、虚与实、奇与正、主动与被动、运动战与阵地战等辩证关系,后人也多从这些方面去研究它。

长征途中的一次军事会议上,毛泽东对凯丰等称其打仗只不过是靠了孙子兵法的那一套而大发其火,声言自己从未读过《孙子兵法》。于是,学术界据此就认为毛泽东在这一时期与“孙子兵法”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只要论者谈到毛泽东与孙子兵法的某种关联,就要被质疑甚而遭到指责,被视为不懂这一段历史。笔者经过认真地思考,认为这种看法还是值得商榷的。

10.1 “虚”“实”之辩证

近些年来学术界对“四渡赤水”战役的研究工作,个人崇拜的意味逐渐淡薄了,越来越向学术化发展,学理性较强的文章也越来越多,这是个非常好的现象。尽管学者们的某些说法颇有分歧,但原有的基调却是正确无疑的。我们既不能把所有的赞扬之声都送给毛泽东一个人,也不能说前面的“三渡赤水”战役毛泽东于其中所起的作用并不大,而只是第四次渡赤水时毛泽东才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我们有理由认为对整体意义上的“四渡赤水”这一战役之所谓“得意之作”,实际上,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军事指挥领导层以及指战员们集体智慧的结晶,但毛泽东在其间所起的决定性作用是没有任何疑问的。换句话说,我们完全可以确定地讲“四渡赤水”就是毛泽东军事生涯中的“得意之作”。也只有通过这一点才能使我们更加深刻体会到毛泽东对军事理论的贡献,看到毛泽东的军事辩证思想与《孙子兵法》的内在关联。

通过认真研究,我们发现“四渡赤水”之战的指挥艺术中充满了军事辩证法思想,“虚”与“实”的辩证关系是其核心内容。《孙子兵法》的第六篇就是“虚实”篇,主旨就是“兵形象水”,“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毛泽东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前人的虚实学说。通常意义上的理解和运用,多是把“虚”作为佯动来诱敌,虚就是虚,实就是实,变化较少。而毛泽东则充分地把握了“兵形象水”的原则,创造性地理解了“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的精要。所以毛泽东“四渡赤水”中的用兵让人感到虚虚实实,变化无穷。不同的是,笔者这里所谓的“虚虚实实”,则是指遇见“虚”的,它就是“实”的;若遇着“实”的,它就是“虚”的了。这就是所谓“兵之形,避实而击虚”的精要,这才是“兵形象水”——“避高而趋下”的奥妙。

红军的北渡赤水,是要同二、六军团会合,其实这就是初始的战略目的。如果一旦能够同二、六军团和在一起,就会改变当时的劣势局面。蒋介石等也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才竭力阻止。实际上,挥师北上渡赤水,并不是如某些学者而言是引诱敌人上当的佯动。毛泽东在后来所著的文章中认为:“红军的作战线,服从于红军的作战方向。作战方向不固定,影响到作战线不固定。大方向虽在一个时期中是不固定的,然而大方向内的小方向则是随时变更的,一个方向受了限制,就得转到另一个方向去。一个时期之后大方向也受到了限制,就连这种大方向也得变更了。

这正是毛泽东学习和领悟前人的智慧,并通过参与、指挥军事行动所得出的经验总结。摆脱敌军的围追堵截,北渡长江与兄弟军队会和是当时的大方向,其间的每一次有目的地渡赤水都可以说是在原方向被限制了以后而被迫改变了方向所采取的军事行动。只要敌方的阻止力量不够,被我们突破了,我们也就早已与二、六军团会合了。事实上的“四渡赤水”总战略目标并不事先预定好的,所谓的“四渡赤水”之“四渡”应是敌变我变被逼出来的,是多次改变初始作战方向的结果。我们认为这完全是毛泽东对兵学中“虚实”之“常法”的“妙用”。

10.2 “虚实相入”“虚实相即”之超越

毛泽东在“四渡赤水”一役中对“水之形”与“兵之形”的理解,其主要来源除了《孙子兵法》以外,还有《老子》,乃至受了佛理的启发。
老子亦善言“水”,他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八章)还说:“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四十三章)“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七十八章)老子的论水虽然充满了道德激励的意味,但它的“事功”机巧处却也嚯嚯跃然纸上,多给人们以智慧和谋略,使其在操作层面受益无穷。

孙子说:“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三国时的曹操对此解释说:“势盛必衰,形露必败,故能因敌变化,取胜若神。”唐代的李筌也讲:“能知此道者,谓之神兵。”杜牧则说:“兵之势,因敌乃见;势不在我,故无常势。如水之形,因地乃有;形不在水,故无常形。水因地之下,则可飘石;兵因敌之应,则可变化如神者也。”王皙也說:“兵有常理,而无常势;水有常性,而无常形。兵有常理者,击虚是也;无常势者,因敌以应之也。水有常性者,就下是也;无常形者,因地以制之也,夫兵势有变,则虽败卒,尚复可使击胜兵,况精锐乎?”[3]102-103可见,这些对“兵形、水形”之象、理的阐述十分精到,莫不给人们的理解以极大的启发。我们将毛泽东的军事实践(以“四渡赤水”之战为例)和军事理论与前人的经典表述相印证,不能仅仅说是毛泽东对经典兵学的传承和运用,还必须要看到这是对古典兵家学说的发展,而这一点(因敌之“实”而“虚”;因敌之“虚”而“实”),也可能正是今天推进中国哲学现代化的重要思想资源之一。

过去对兵家“虚实”的辩证理解,一般都停留在“虚实”是对立的,又是相互包含以及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这一点上,即二者相入。但对二者同时又是“相即”的这一点认识并不深刻。而毛泽东在“四渡赤水”战役中所表现出来的智慧,特别是从调动敌方的主动性来看,确是深刻理解了“虚实相即”之妙的,而非被动的受他人牵制。中国化了的佛学华严宗之“十玄门”中有这样的话,“师子诸根,一一毛头皆以金收师子尽,则一一彻遍师子眼,眼即耳,耳即鼻,鼻即舌,舌即身。自在成立,无障无碍,名诸法相即自在门。”[4]64毛泽东的“虚实相即”是对“虚实相入”的超越是否是受了如此佛理的启发呢?我们认为是有这种可能的。当然毛泽东的“虚实相即”与佛家的“虚实相即”是有差别的,二者的差别就在于毛泽东的“虚实相即”是有条件性的,佛家的“虚实相即”则忽视了客观的条件性。这是佛学“虚实相即”思想的局限性;从另一个角度讲,毛泽东也是克服了佛学“虚实相即”思想的局限性。也就是说,既发展和超越了传统的“虚实相入”思想,又发展和超越了佛学的“虚实相即”思想。

10.3 “孫子兵法”、《孙子兵法》之关涉

长征途中凯丰等人对毛泽东的军事指挥多次提出质疑,称其打仗只不过用的是《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孙子兵法的那一套,毛泽东对此大发其火,声言自己从未读过《孙子兵法》。

毛泽东是否读过《孙子兵法》,如何理解“孙子兵法”与《孙子兵法》?毛泽东自己称其在那一次会议之前并没有读过《孙子兵法》确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但“孙子兵法”并不等于《孙子兵法》,懂兵法、用兵法的人,也都未必通读过《孙子兵法》。一门知识的获得有直接获得的,也有间接获得的。这也就是后来我们所说的从书本当中获得和实践过程中即“实干”中获得的。至于毛泽东后来什么时候读的《孙子兵法》我们不必去做深究,但毛泽东在其多部著文中每每提到敌我争斗中运用计谋的小故事也是事实。如在侦察敌情方面他曾举“三打祝家庄”中的“石秀探庄”为例以阐明获取情报的重要性。

《孙子兵法》的用间篇就讲,“故惟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再如在示敌以弱方面他曾举林冲大战洪教头为例,说那林冲在交战之中卖个破绽拖棒便走,口中连喊三个“来,来,来。”洪教头不知是计,赶将上去,被林冲一棒打翻在地。

《孙子兵法》的“计篇”讲,“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在“势”篇中讲,“治生于乱世,怯生于勇,弱生于强。”阐明了“示弱”的重要性和依据,之所以重要在于它可以麻痹敌方,而其依据则是要以真正的强大为保障,正所谓“弱生于强”是也。

毛泽东还讲了“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的肚子”等等。毛泽东讲这些经典故事当然与其智慧和文风有关,但我们要说的是这些故事中所蕴含的用兵之道是与兵法暗合的,也可以说是毛泽东通过读这些故事而间接地“读”了《孙子兵法》,通晓、获得并用活了“孙子兵法”。所以说,毛泽东所说未读过《孙子兵法》,并不等于说他没有通过其他途径“读”过“孙子兵法”。

所以我们绝不能否认毛泽东与“孙子兵法”的联系,而“孙子兵法”与毛泽东这种内在的关联,恰又彰显着毛泽东的大智慧,这也许正是孔夫子所讲的“下学而上达”。据《论语》中所载,卫国的公孙朝问子贡孔子的学问是跟谁学的,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5]749-750没有固定的老师,透过枝节的、零散的、局部的知识而通晓真理,古今之圣贤大都有这种“下学而上达”的天赋。

所以我们认为,就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渊源而言,正是毛泽东借鉴、发挥、活用了前人智慧的结果。

11. 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法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高超艺术

作者:邢世忠

毛泽东作为我党我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的杰出代表,在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融唯物辩证法和战争指导为一体,排除了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影响,成功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和战略战术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以高超的战争指导艺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导演出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活剧,取得了革命战争的伟大胜利。在新的历史时期,认真学习和研究毛泽东战争指导艺术,对于我们深刻理解和贯彻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研究高技术条件下的战争特点和规律,探索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的战法,做好军事斗争准备,赢得未来战争的胜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1.1 把握马克思主义战争观和方法论,探求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

战争,作为社会各种矛盾剧烈冲突的最高斗争形式,尽管具有很大的“盖然性”,但与其它社会矛盾一样,有它自身的运动和发展规律。认识和把握战争规律,必须经历一个由个性到共性、由共性到个性的飞跃过程。毛泽东认为,不同的战争有不同的指导规律,主张从各种战争的特点出发,在认识普遍矛盾的基础上去研究特殊矛盾,在掌握一般革命战争规律的基础上去探求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创立了完全符合中国国情的“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伟大学说和以弱胜强的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为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

11.1.1 正确分析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矛盾。

战争同任何事物一样,其矛盾的特殊性决定着战争的特点和质的规定性。中国革命战争同世界其他革命战争相比较,由于所处时间、地域、性质不同,具有自身的特点。不具体地分析这些特点,认清矛盾的特殊性,就找不到解决中国革命战争问题的正确途径和办法。

在中国革命战争初期,由于党内某些领导人照搬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推行“城市中心论”,使接连不断的起义遭到挫折或失败。血的教训证明,走城市武装起义的道路是行不通的。当中国共产党人在黑暗中探索苦斗的危难时刻,毛泽东立足国情,从分析特殊矛盾入手,揭示了中国革命自身的特点和发展规律。他指出,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基本矛盾、革命主体力量、政治经济情况都与其他国家不同,中国革命必须依托农村逐步展开,走工农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

基于这种科学分析,毛泽东率先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发动群众,点燃革命火种,并率领秋收起义的工农武装奔赴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红色革命根据地。随着根据地不断巩固扩大,革命力量的不断发展壮大,他深刻阐明了红色政权存在的可能性和必然性,从思想上、理论上批判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悲观论调,消除了革命队伍内部的各种疑虑,使我党我军在认识上产生了质的飞跃,在困难中看到了黎明的曙光。斗争实践证明,毛泽东指明的中国革命的基本道路和发展方向是完全正确的。

11.1.2 深入研究敌我双方矛盾的各个方面。

把握战争规律,实施正确指导,不仅要研究战争中的特殊矛盾,而且要研究战争在发展过程中矛盾各个方面的有机联系、相互作用及其发展变化。在中国革命战争进程中,时常受到“左”倾冒险主义和右倾保守主义两种错误倾向的干扰。为廓清迷雾,指明方向,毛泽东在战争发展的每个阶段,都十分重视从敌我双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基本特点入手,深刻分析矛盾各个方面所处的地位和相互联系,揭示战争的发展规律。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剖析了中国革命“经过了一次大革命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强大的敌人,弱小的红军,土地革命”①这四个主要特点,并从这些特点的联系中得出了红军可能发展和可能战胜敌人,但不可能很快发展和很快战胜敌人,战争是持久的,弄得不好还可能失败的正确论断。抗日战争时期,他全面深入地分析了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小国我大国、敌寡助我多助等基本特点及其在战争进程中的决定性作用,用力地驳斥了“速胜论”和“亡国论”,得出了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人民的结论,解放战争初期,敌强我弱的情况虽依然存在,但革命力量已得到较大发展。

他通过对敌我双方多种因素的综合分析,指出敌人的优势只是暂时的,“我们不但必须打败蒋介石,而且能够打败他。”②毛泽东运用矛盾分析方法,预测中国革命战争发展的总趋势,不但使党和军队对战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有了足够的思想准备,对胜利充满信心,而且为制定正确的战略战术提供了理论依据。

11.1.3 具体考察中国革命战争形式的特殊性。

中国革命战争长期处在敌强我弱的环境之中,采取什么样的斗争方式才能达到以弱胜强,是我们面临的严峻而突出的问题。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那种只讲进攻、不讲防御和退却的冒险主义,以及分兵把口、处处设防、畏敌如虎的消极防御思想,都给革命造成了巨大损失。

毛泽东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具体分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性,指出由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新生的革命力量在战略上必须采取后发制人的积极防御战略。这一战略方针的提出,不仅从思想上、理论上同“左”的和右的两种错误倾向彻底划清了界限,而且使我党我军在战略指导上发生了根本转折。他还把进攻和防御放在战争的统一体中去考察,认为二者之间是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的。战略上虽然是防御的,但应通过有利条件下战役战斗的积极进攻,实现战略防御的目的;在战略防御中实现力量转换,逐步走向战略进攻。毛泽东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在各个时期的战争指导中都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中央苏区反“围剿”期间,他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和各个击破的战法,一次又一次打破了敌人的“围剿”。

长征途中,指挥红军通过四渡赤水、南渡乌江、抢渡金沙江等一系列机动灵活的作战,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实现了革命力量的战略转移。抗日战争中,他指挥八路军、新四军基本实现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灵活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解放战争中,他把战略的内线持久战与战役战斗的外线速决进攻战相结合,大量歼灭了敌人,并适时抓住战局变化,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取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毛泽东提出的积极防御战略方针,不仅具有思想的深刻性和内容的独创性,而且成为对中国革命战争全局和全过程起根本指导作用的战略思想。

11.2 抓住主要矛盾,着力解决战争中的关键问题

善于抓主要矛盾,是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法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一个显著特点。他认为,整个战争是一个不断运动变化着的复杂矛盾体系,在每一个时期,每一个阶段,都必有一种矛盾、一种因素起主导作用,只有抓住主要矛盾,其它问题才能迎刃而解。

他以理论家的敏锐眼光和军事家的非凡气魄,首次明确地提出了抓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的观点,妥善处理了战争中全局与局部、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一般过程与重要环节的关系,使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策略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统揽全局,抓影响战争全过程中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战争、战役、战斗各自作为一个发展过程,都是一个由众多矛盾构成的体系,都有相对的全局。只有全局在胸,对各个矛盾在全局中所处的地位了如指掌,才谈得上抓主要矛盾,找到解决矛盾的正确方法。

毛泽东在指导中国革命战争中,总是力戒主观片面性,从战略全局出发,抓住主要矛盾和对全局有决定性影响的因素去制定战略策略、计划方案。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他深刻地分析了中日双方诸方面的情况和特点,指出充分动员组织民众,实行全民族的抗战,是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并适时作出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决策。

同时,他还把游击战上升到战略高度,指挥八路军和新四军深入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使日本侵略者“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陷入灭顶之灾。解放战争中,面临的是光明与黑暗两种前途的决战,还在蒋介石对解放区实施重点进攻之时,他就预见到敌已成强弩之末,其主力陷入我解放区腹地,后方日益空虚,决定以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打到外线去,“大举出击,经略中原”,在更广阔的战场上歼敌有生力量,从而进一步改变了战略形势,为尔后的战略决战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抗美援朝五次战役后,他全面分析了国际形势和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适时采取“零敲牛皮糖”、打小歼灭战的作战方针,由运动战为主转到以阵地战为主,从而稳定了整个战局,迫使美国侵略者坐下来同我谈判。毛泽东抓主要矛盾,解决好关系全局的关键问题的思想,贯穿在中国革命战争的各个时期、各个阶段,为夺取胜利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原则。

抓住重点,从事关战争全局的关节点上突破。在事物发展过程中,往往有一些制约全局的关节点,不抓住这些关节,就可能“一着不慎,满盘皆输”。毛泽东把抓主要矛盾的观点灵活地运用于战争实践,善于在解决关节点上做文章,投下一着着好棋。他要求指挥员既要全局在胸,抓住战略枢纽去部署战役,抓住战役枢纽去部署战斗;又要突出重点,抓住关节,带动全局的发展,做到“一着成功,全盘皆活”。

例如,在辽沈战役中,他通观全局,抓住攻打锦州这个关节点,切断东北之敌撤向关内的唯一陆上通道,造成“关门打狗”之势,使龟缩在长春、沈阳的几十万敌人成了“瓮中之鳖”,打破了蒋介石“撤退东北,巩固华北,确保华中”的梦想。淮海战役,他把攻占宿县看作整个战役的关节,切断了徐州敌人的退路,为全歼敌五个兵团造成了极其有利的战役态势。平津战役,为防止敌人退守绥远或从海上逃跑,他指挥我军首先拿下新保安、张家口,尔后又攻克天津,使北平之敌完全陷入绝境,从而把战役上的胜利发展成为战略上的胜利。

学会“弹钢琴”,照顾好战争的方方面面。一切事物包括战争在内,在发展过程中都必须处理好全局与局部的关系。毛泽东在解决战争复杂矛盾的过程中,非常善于“弹钢琴”,分清主次,把握好方方面面。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武装夺取政权是我们的中心任务,其它斗争形式同时存在。

他坚持把军事斗争同政治、外交、经济、文化斗争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军事斗争为主,其它斗争形式相配合,使敌人在各个方面都陷入困境。这种全局一盘棋的思想,不仅表现在战略上,还表现在对战役、战斗的指导上。例如,太原战役,经过我军外围作战,本可迅速攻占太原,但他从解决平津之敌这一大局出发,考虑到过早攻克太原,会使平津之敌向西或向南撤退,危害全局,要求太原前线部队停止攻击,开展政治攻势。

这样,既保证了平津战役的顺利进行,又为全歼太原守敌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在渡江战役中,我军把主攻方向放在南京两侧,实施钳形攻击,彻底歼灭宁沪杭之敌,同时,又以主力一部直插浙赣线,以应付武汉白崇禧集团的东援和美帝国主义可能的武装干涉,使我军在战役全局上始终处于主动地位。

依据主要矛盾的发展变化,适时进行战略调整和阶段转换。唯物辩证法认为,主要矛盾与非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与非主要方面,在一定条件下都是可以相互转化的。由于战争现象较之任何别的社会现象更少确定性,更难捉摸,作为战争指导者,更需要从矛盾的分析中预见和把握这种变化,使自己的注意力自觉地由一个中心环节转到另一个中心环节,将战争由一个阶段推向另一个阶段。在中国革命战争中,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相互交织,时而阶级矛盾成为主要矛盾,时而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

毛泽东运用辩证分析的方法,预见到主次矛盾的转化,领导我党我军适时地进行战略调整,顺利地实现了由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再到解放战争的转变。在每一次阶段转换上,他又总是抓住机遇,适时调整战略部署,以适应战争形势的变化。1947年,解放战争经过第一阶段的防御作战,战场形势发生了有利于我军的变化,毛泽东毅然决定以刘邓大军南渡黄河,挺进大别山,以陈谢、陈粟两支大军挺进豫西和豫皖苏边区,同时,还以西北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东线兵团竭尽全力钳制陕北、山东敌军主力,形成了中央突破、两翼钳制、内外线密切协同配合的战略部署。从而把主要战场推进到敌占区,实现了我军由战略防御到战略进攻的历史性转变。

11.3 运用矛盾对立统一法则,科学处理战争中的复杂关系

在中国革命战争中,各种矛盾纵横交织,关系错综复杂。就作战行动而言,就有走与打、进攻与防御、内线与外线、持久与速决、歼敌与保地、集中与分散、正规战与游击战、运动战与阵地战的关系等等。作为战争指导者,能否正确处理好这些关系,直接影响着战争的胜败。毛泽东从实际出发,运用唯物辩证法对立统一这个基本矛盾法则,揭示了研究指导战争的科学方法,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军事辩证法的新天地。

把矛盾对立双方放在统一体中进行考察,防止和克服战争指导上的机械论和形而上学。对于战争中诸对矛盾方面的相互关系,一般的军事家大多看到它们之间的区别和对立,看不清它们之间的相互依存和相互影响,往往陷入机械论和形而上学。这种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在中国革命战争中有过不同程度的表现。毛泽东运用对立统一法则,对各种矛盾进行了透彻精辟的分析,辩证地阐明了它们之间的关系,并运用于指导战争。

如在走与打的关系上,既反对有进无退的拼命主义,又反对有退无进的逃跑主义,认为进退二者之间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联系。一切的走都是为了打,走是以必须的打为条件的。走是手段,打是目的。在实践中,他创造了许多用走调动敌人、用打歼灭敌人的范例。解放战争,晋冀鲁豫野战军的三出陇海线,华东野战军的莱芜战役,都正确地处理了走与打的关系,时而大踏步的前进,时而大踏步的后退,时而与敌周旋,时而“声东击西”,弄得敌人疲于奔命,处处挨打,逐一就歼。

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是走出来的,在走中调动敌人,在走中寻求战机,在走中消灭敌人。依据当时当地的实际,促使矛盾向有利于我的方面转化。对战争中矛盾复杂关系的处理,毛泽东非常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根据当时当地条件,因地制宜,扬长避短,变不利为有利。

如在内线与外线的关系上,他认为中国革命战争长期处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战略上敌人处于外线,我军处于内线,要变被动为主动,我军必须在战役战斗中变内线为外线,把敌对我之大“围剿”变为我对敌之小围剿;把敌对我在战略上的分进合击,变为我对敌在战役战斗上的分进合击;把敌在战略上的优势变为我在战役战斗上的优势。

抗日战争,中国军队虽然在整体上处于内线,但他把内线与外线作战有机地结合起来,指挥八路军、新四军大胆挺进敌后,组织广大人民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形成了在外线主动打击侵华日军的主要力量。在游击战、运动战和阵地战等作战方式上,毛泽东不仅在战略上能根据敌我力量的消长适时地转换,而且在战役战斗中也注意使其相互配合,使战局朝着有利于我的方向发展。

把处理复杂关系的着眼点,放在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目的上。毛泽东在处理战争复杂关系时,始终从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个基本原则出发,不怕丢掉坛坛罐罐,不计一城一地之得失,使作战形式服从作战目的。

解放战争的战略防御阶段,他为我军制定了以歼灭国民党有生力量为主,而不以保守地方为主的战略方针,把歼敌放在第一位,把保地放在第二位,使保地从属于歼敌。在这一正确方针指导下,西北战场我军面对十倍于我之敌的强大攻势,主动放弃延安,利用陕北有利地形和良好的群众条件,与敌周旋,疲惫消耗敌人,创造了“三战三捷”的战绩。在山东战场,我军主动放弃临沂,挥师北上,取得了莱芜战役的胜利。

在集中与分散的关系上,毛泽东十分强调,集中兵力是克敌制胜的重要原则,但为了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也不排斥必要的分散。非主力的分散是为了主力的集中,次要方向上的分散是为了主要方向上的集中,当前的分散是为了下一步的集中。

在战争指导实践中,他将二者有机结合。时而化整为零,时而又化零为整,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通观毛泽东对战争各种复杂关系的处理艺术,他把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始终作为赢得战争胜利的根本目的,灵活运用各种作战形式和方法,使战争的内容和形式达到了高度完美的统一。

11.4 发挥主观能动作用,牢牢掌握战争的主动权

战争是实力的对抗,必须具备一定的物质条件才能进行战争。但是,仅有物质条件,不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要赢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指出:“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要把战争的诸因素有效地组合起来,形成与发挥整体威力,以我之长,击敌之短,关键在于指挥员的主观努力。

从这个意义上讲,战争也是两军指挥员主观能力的竞赛。正是由于毛泽东正确处理了物质与精神的关系,充分发挥我军的政治优势,用进步的思想灌注部队,用先进军事理论和正确的作战方针指导战争,把精神力量转化为物质力量,才使我军在敌我力量对比十分悬殊、物质条件极其微薄的情况下,夺取了一次又一次战役战斗的胜利。也正是由于他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主体作用,造成了陷敌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才使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把主观认识与战争实际相统一,不打无把握之仗。发挥人在战争中的主观能动性,关键在于主观同客观相统一,战争指导同战争实际相符合。只有少犯错误,多打胜仗,才能赢得战争的主动权。

为此,毛泽东高度重视战前准备工作,认为“优势而无准备,不是真正的优势,也没有主动。”④把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看成是胜兵先胜、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基础和作战指导原则。从这一原则出发,每逢大战来临,他总是宁可把困难想得更多些,把情况想得更复杂些,周密计划,充分准备,立足最坏的情况,争取最好的结果,从来不把决心建立在盲目乐观的估计之上,从而使我党我军在许多复杂险恶的情况下,都能从容应付,稳操胜券。

比如,渡江战役,就做了防止美帝国主义直接进行武装干涉的准备。抗美援朝,也做了应付美帝国主义可能把战争扩大到我国国内的周密考虑。毛泽东还力主慎重初战,把它看作是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夺取战争主动权的首要环节。认为第一仗的胜败关系极大,影响于全局,甚至影响到最后一个战斗。

他总是在确有把握的情况下实施作战,否则宁可推迟也不仓猝应战。第二次反“围剿”时,开始由于敌在富田不脱离坚固阵地,毛泽东、朱德拒绝了一切性急快打的建议,持重待机,终于抓住了敌人脱离阵地的机会,首战富田,再战白沙,继而转中村、临广昌、出建宁,从赣江之畔一直打到闽北山区,“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水碧,横扫千军如卷席”,从而取得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

集中力量打歼灭战,逐步实现敌我力量的强弱转化。在长期的中国革命战争中,敌强我弱是一个突出的特点。如何变被动为主动、变劣势为优势,这是正确指导中国革命战争需要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质量互变规律,把以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作为我军实现力量转化的主要目标,主张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反对打得不偿失的消耗战。并从这一指导思想出发,为我军制定了十大军事原则,使我军把战略上的以弱对强变为战役战斗上的以强击弱;把战略上的防御变为战役战斗上的进攻;把战略上的持久战变为战役战斗中的速决战;把战略上的消耗战变为战役战斗中的歼灭战。通过集中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积小胜为大胜,由量的积累逐步实现敌我力量强弱对比的根本性转变。

解放战争初期,敌拥有总兵力430万,我仅有120万。毛泽东从这一客观实际出发,采取以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主的作战方法,大量歼灭敌人,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到1948年6月,使敌总兵力下降到365万,我军发展到280万。敌我力量对比的转化,为我军进行战略决战创造了重要的物质条件。

把战争指导的计划性灵活性结合起来,积极主动地打击敌人。“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一切行动事先必须有周密的计划,但计划又必须随着战争的发展和情况的变化适时地加以调整和修改。

战争情况的瞬息万变,使战争出现许多不确定的因素,毛泽东的高明之处,就在于能在这些不确定的因素中体察端倪,见微知著,适时修订原有的计划,驾驭战局的发展变化。

长征初期,中央红军原计划到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但渡湘江后,敌人在湘西没置口袋,企图围歼红军。毛泽东从实际出发,极力主张改变方向,进军贵州,使我军摆脱了危险的境地。

在许多大的战役战斗中,他都能依据敌情变化,采纳战区指挥员的意见和建议,不断地修改完善计划。同时,要求各级指挥员在总的计划指导下,临机处置,不要事事请示。这些都极大地发挥了群众的智慧和创造精神,保证了战役战斗的胜利。

灵活性是主观能动性的重要表现形式,也是毛泽东战争指挥艺术的突出特点。“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就是这种灵活性的生动写照。他善于调动敌人,创造有利态势;集中使用兵力,各个围歼敌人;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战法,把灵活性贯穿在战争指导的全过程。拿“围城打援”来讲,宜川战役运用的是“围城打援”,豫东战役、济南战役则采取“攻城打援”,平津战役还采取了“围”、“隔”并用,“隔而不围”、“围而不打”的策略,弄得敌人扑朔迷离,达到了出奇制胜的效果。这种计划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结合,是毛泽东发挥主观能动性,处理认识和实践关系的重要准则,也是我军在复杂情况下掌握战争主动权的关键所在。

巧妙运用思维的奇正变化规律,不断创造新的战法。毛泽东实事求是,胆略非凡,敢于冲破陈旧观念,从不拘泥于前人的模式和经验,善于在实践中进行新的军事理论总结和概括,创造出一系列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特别是他非常善于运用思维的奇正变化规律,从各种战争因素奇中有正,正中有奇,相克相生,相反相成的无穷变化中,创造了许多出奇制胜的战法。四渡赤水就是一个典型的战例。

遵义会议后,面对敌人重兵集团的围追堵截,红军在战法上一反常规,迂回曲折,穿插于敌人之间。敌以为我向东却又向西,以为我渡江北上却又远途回击,待敌重摆阵势与我决战,我却又打到别处去了。弄得敌人不知所措,处处挨打,而我却长追稳打,游戈自如,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奇正变化源于古代,但纵观历史,没有一个军事家能像毛泽东这样得心应手,用兵如神。

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法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高超艺术,来源于实践,来源于群众,具有鲜明的革命性、科学性、实践性和创造性,以独具特色的时代风格屹立于世界军事科学之林。毛泽东战争指导艺术出神入化,其思想的深刻性、实践的彻底性和应用的广泛性,特别是贯穿其中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是古今中外军事家难以企及的。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尽管战争样式和作战方法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战争的基本规律没有变,唯物辩证法思想仍然是我们研究和指导战争的强大理论武器。

尤其在高技术条件下,如何立足于国情和军情,运用唯物辩证法思想,指导我们以现有装备打败拥有高技术优势装备之敌,是摆在我们面前亟待研究和解决的课题。我们必须以毛泽东军事思想和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为指导,以军委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为依据,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认真研究探讨未来战争的特点和规律;要科学分析高技术战争的各种矛盾和各种复杂关系,着眼战争全局和发挥整体优长,研究探讨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的理论;要坚持把继承和发展结合起来,吸收和借鉴古今中外一切先进的军事理论,充分考虑人的能动因素,研究创造适应打赢高技术条件下战争需要的战略战术;要力求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主观与客观相统一,把握现在,预测未来,探索高技术战争的运筹和指导问题,发展新的军事理论,创造新的战争指导艺术,为我军打赢未来战争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12. 四渡赤水的最高明之处不在于军事谋略,而在于思想方法论

作者:遨游之舟
不慕往,不闵来,无邑怜之心,当时则动,物至而应,事起而辨,治乱可否,昭然明矣。《荀子·解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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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封神之作—解构四渡赤水出奇兵

思想复盘:

从四渡赤水,看矛盾思维如何现实应用?

战场是一个多元复变函数。四渡赤水并不是一开始就在头脑中计划好的,而是在动态博弈中,一边打,一边创造和捕捉战机,一边谋篇布局。

一环环虚实转化、声东击西,步步达成阶段目的,最后图穷匕首见,一举实现北渡长江的战略目标。

“实事求是”之妙,存乎一心。

教员指出:实践这种认识活动的基本特点,主要的不是“实现预想的目的”,而是“在实践中发现前所未料的情况”。

马克思主义没有教给我们怎样组织发动农民,甚至没有教给我们怎样组织战争,更没有教给我们怎么完成长征。

用毛主席青年时代的话来说,实践所面对的,乃是人类从未经历过之“奇境”。

对毛主席和红军来说,农村就是这样的奇境、战争就是这样的奇境、长征所经历的无一不是这样的奇境。

问题不在于我们如何运用既成的理论去改造世界,而在于变化着的世界逼迫我们去改造理论,创造历史,以形成新的理论。

《实践论》最为开创性和原创性的思想,也就体现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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